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虽然因为生产力水平所限，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但其保障范围却很全面，通过多种渠道、由多个投入主体来建立的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囊括了近现代社会保障业务的主要内容。在建立与完善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商人尤其是明清时期最具实力和最有影响的“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徽商，扮演着重要角色，徽商称雄三百余年，始终自觉加入到捐助社会的慈善事业队伍中，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徽商贸易，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徽商，作为我国明清时期一大商人集团，其经营行业之众，贸易地域之广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商人集团。徽商的经营范围先是本地盛产的茶叶、木材和文房四宝，尔后是贩卖外地的粮食、棉布、瓷器等，渐次发展为盐、典、茶、木等行业，可谓“其货无所不居”。徽商东进杭州入上海，渗透苏浙全境；抢滩芜湖，控制长江流域，淮河两岸；北占大运河，往来于京、晋、冀、鲁、豫并远涉西北，东北；西挺江西，沿东南进闽粤，进而扬帆人海。“足迹几半禹内”，可谓“其地无所不至”。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神话。徽商贸易的巨大成功，在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家财力，使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更为现实。同时在满足市场，促进流通，刺激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进一步扩大，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就业岗位必然增加，而就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保障。徽商贸易不仅间接地促进了就业保障，而且徽商的经营本身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茶商吴荣寿先后在屯溪开设18家茶号，年制销多时达二万担，年雇长期工300余人，临时工700余人；清代仅在杭州经营木材的徽商就达124家；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80名大盐商，徽商占60名，而凡徽商行盐要地，典铺更是比比皆是，遍布大江南北，边疆海陬。在河南，明万历三十五年时，有徽商当铺213家，以一般规模当铺每家30人计，用工就达6000余人。据俞樾所著《右台仙馆笔记》记载，歙县一许翁，所开典当铺竟有40余家，遍布江浙各地，拥有雇员近2000人。红顶商人绩溪胡雪岩在杭州开设的钱庄，其布于全国的支店就达29处，创办胡庆余堂(药业)更是颇具规模。雍正乾隆之交，徽商在苏州经营踹布业规模亦不小，有字号45家，踹坊450余处，踹匠10900余人，踹匠都是来自大江南北及福建等地的单身游民。可以推断，鼎盛于明清数百年的“钻天洞庭遍地徽”，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
    徽商重教，提高了劳动者整体素质。就业是最根本的保障，而能否就业，关键在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和对劳动技能的掌握。教育是提高素质的基础。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对从初级到高级的教育事业无不大力支持。歙县商人余文义设置“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这是对启蒙和初等教育的资助；书院则是府州县学之外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其经费大部份来自徽商的捐助。歙县棠樾大盐商鲍志道曾捐3000白金修紫阳书院，捐8000白金修山间书院。歙商汪兆晁对义馆无力延师者，每年均捐资数百金。清道光八年，绩溪学者胡培翚在县城倡设东山书院，墨商胡余德捐银1000余两。清同治年间，歙商还曾筹资12300余缗，在南京建造歙县试馆，作为家乡学子乡试住宿之所。以徽商为主的捐资助学，使古徽州府学、县学、村塾、家塾、义塾、学馆、书院文会等遍布城乡。据统计，明洪武八年，徽州六邑立有社学462所，康熙时达562所，宋元明清徽州共有书院260多所。真正是“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茅屋书声琅”，徽商对人才的培养重视可大书特书。徽商不仅资助家乡教育，也大力资助侨寓地教育。如乾隆初年，充任两淮总商的徽州盐商汪应庚捐5万余金重建江甘学宫，又以13000金购腴田1500亩，悉归诸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祁门盐商马曰琯、马曰璐，于雍正十二年独家在扬州建梅花书院。正是徽商的大力支持教育事业，才使得徽州人才辈出。在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的同时，也为徽州和徽商侨寓地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以及其他如文化艺术、科技、医学等人才，提高了徽州乃至徽商侨寓地人的整体素质。同时，徽州教育在教学内容上，也有其除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外的自身极具实用和职业教育的内容。如徽州是明代珠算大师程大位的故乡，而珠算正是经商从业所必备的，再如新安医学，许多先生在教学时，往往有针对性地传授一些医药知识等。所以，在徽商的作用下，教育不仅提高了文化知识，而且提高了职业技能。为大批劳动者的就业奠定了基础。
      徽商捐赀，缓解了国家保障财力之不足。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保障财力十分有限。浸透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徽商，特别是盐商往往以捐输、赈灾，助饷等名目报效朝廷。明万历年间，歙人吴养春一次向朝廷捐银30万两。清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康熙十年至嘉庆九年，两淮盐商共捐输银3920.22万两，米2.15万石、谷32.946万石。其中，佐修水利511.76万两、谷10万石：赈灾277.9596万两，谷22.946万石。捐银捐粟、助赈救灾在徽商中十分普遍。道光《徽州府志》记载，乾隆十六年徽州旱饥，太守何达善劝募钱、粮济民，邑内绅士及淮商捐6万金，买谷积贮，建惠济仓60间。乾隆十七年，《歙绅捐粟碑记》记载，西溪南吴氏邑里21人及扬州盐商19人共捐银3万两。盐商汪应庚、江春、鲍志道、鲍漱芳、程扬宗、罗福履、汪廷璋等捐银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徽商不仅以捐赀缓解朝廷社会保障之财力不足，而且主动向政府就社会保障献计献策并力行之。清乾隆四十九年，江北大旱，徽商罗福履即向当局提出“工赈之策”，将生产与救济相结合。当局批准后，他便亲自办理督促工赈之事，救活了数千饥民。
    徽商义举，促进了社会公益和民间互济。徽商投身社会保障事业，其义举涉及弃婴养育、助学济困、贫病救治、养老送终、理丧恤葬、失业救济等诸多方面，促进了中国古代保障体系的建立。徽商“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给窘乏。至于修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仗义为之，不少吝”。清初婺源江正迎经商无锡，“人有贫乏者，尝不惜倒囊以济”。清中期婺源俞钰经商南京“见义冢倾颓七十余所，雇工掩埋。上新河俞家茶亭，亦输资修整”。同县孙有义“其侨金陵，捐助江南北诸会馆，独造万富庵河桥，时有孙善人之号”。余荣立在南京，以五百两银设下关救生局，在上新河建义济堂，年逢水灾，散给衣食，“全活以万计”。明末清初歙县人吴民仰，松江岁俭，散麦饥民：常州水灾，煮粥哺饥。乾隆时歙县陈启元，服贾湖州，修桥砌路，出谷平粜。婺源俞俊锦，经商丹徒“遇岁饥，输数百金以赈，全活多人，复施棺瘗殍”。徽商洪德税，“客京口，见江流风飚，折楫摧舟，概然捐数百金，买田三十亩，糈渡口拯溺者，名救生渡”。徽商俞焕，于苏州、南京输建会馆，在南京施棺置义冢，捐修城土，费皆不赀。江可烈“于杭之南关倡建徽商公所，捐千余金”。道光时茶商章志乾“瘗暴骨、治道途、轸恤孤贫，挥金勿惜”。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后，对有功职工设“功劳股”，从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来作奖赏，此奖具有永久性，一直拿到本人去世为止。又凡对胡庆余堂立过功的职工，其年迈或患病丧失劳力者，为之设“阳俸”，规定一律照发原薪，养老送终。职工死后有“阴俸”，按工龄长短，发给其家属。
    徽商资助，提升了宗族保障水平。徽州有着家族史的最丰富、最完整的文献。《寄园寄所寄》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这种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基本特征的守法制度，造成了徽州“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以及族人之间“相亲相爱，尚如一家”的社会风尚。在这种社会风尚下成长起来的徽商，具有强烈的宗族归属感，把自己的命远与宗族的命远紧紧地连系在一起，将强宗固族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渴望在宗族中获得地位和尊重。于是经商致富后，不惜在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上花费大量资金，徽商的大量资助，使以宗族为单位的保障能力大为增强，提升了宗族的保障水平。如建祠堂、牌坊、修祖墓、族谱、购置族田、盖亭立庙等。棠樾村清代有先达祠、绍一公祠、慎余堂、诚孝词、宣忠堂、尚书公家庙，燕斋、翰林祠、进土厅、存爱堂、亦政堂、敦本堂、世孝祠、慈孝堂等祠堂，建造费用多出自本族商人。商人又购置族田，出租生息，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作族内祭祀、修缮、抚孤济贫的费用。依其用途分为祭田、祠田、义田、祀田、学田等。其它如塔、亭、庙宇亦多赖商人资助建修。
    一代骄子徽商的崛起，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且以其富甲天下的雄厚资本、“达则兼济天下”的宽阔胸怀，实践着儒家“大同”理想，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徽商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事业的大力倡导者、身体力行者和重要投入主体。徽商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