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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对促进沿江区域市镇的兴起与繁荣，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知道，沿江区域一些较为出名的市镇，大多兴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1505年)，而勃兴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公1522~1620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徽商特别是盐商获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不妨引用一些史料来说明徽商在促进都市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
唐宋间的江苏扬州，是江南较为繁华的都市之一。明清时期，这里跃为以盐务为主的商业中心。正如《两淮盐法志·杂记》中所云：“维扬天下一大都会也，舟车之辐辏，商贾之萃居，而盐荚之利，南暨荆襄，北通漳、洛、河，济之境，资其生者，用以富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萃居”维扬而牟“盐荚之利”的商贾，主要的不是指其他的商团，而是指徽商。万历《扬州府志》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内商多徽歙及山、陕之寓藉淮扬者。”再据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就占60名。难怪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9中说：“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中华两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也说：“扬州盐商至万历之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
明清时寓居扬州的徽商，以歙县人居多，—般被称之为“盐商派”。他们人数众多，财雄势大。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民国《歙县志》“风土”篇中进而指出：明清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籍商人有江、吴、黄、程、汪、徐、郑、许、曹、宋、鲍、叶等12姓人。在两淮盐政八总商中，歙人“恒占其四”。
居扬徽商在服饰食用方面，确实是挥霍无度，同于王侯。在购园建宅、设置书院、举办诗文会(馆)，藏版刻书，以及营建戏馆等娱乐场所方面，他们也是不惜巨资，所费动辄数十万。特别要提到的是，扬州素以园亭之盛甲江南，而这与居扬徽商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我们知道，当年乾隆南巡时，扬州是主要落脚点。在乾隆来扬州之先，徽商便大兴土木，“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如徽籍盐商巨头汪石公妻汪太太，在乾隆来扬州前数月，便与盐商“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筑亭台园榭，以供御览”。乾隆抵扬州前一天，汪太太见亭台园榭之旁还少一方池，于是又“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仙池一方，池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即乾隆)大赞赏”。
明清时居扬徽商促进了扬州在经济、文化、教育、市镇及园林建设诸方面进一步繁荣。清人孔尚任说“东南繁华扬州起”，扬州在东南率先繁华，徽商是尽了大力的。
徽商以治盐业为“大者”而“藏镪百万”，促进了都市的繁荣，这主要是明中叶至道光年间的事情。然而，徽商所经营的项目中资格最老、时间最久、对繁荣都市影响最大的，还是茶叶、木材、典当、银号、“文房四宝”诸项目。
徽州茶商，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唐人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提到：当时祁门县“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悉恃此。”宋代，徽州产茶地及品种增多，茶商更为活跃。明清时期，徽州茶商在商界名声很大，“祁红”、“屯绿”闻名天下，国内一些大的市镇几乎都有徽州人开的茶庄。
徽州木商，在宋代已十分活跃，宋室迁都临安(杭州)之后，大兴土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木材是由徽商贩运去的。宋时在徽州任司户参军的范成大在《骖鸾集》中记载说：休宁人“多以种杉(木)为业”，杉木“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明代，京都皇木多由东南各省承办，徽州木商乃居其中大头。
典当商在徽商中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明万历年间，仅河南一地就有徽商汪克等人开的当铺213家。明崇祯年间，休宁人汪箕在京都设“典铺数十处”。
徽商中的金融商也为数不少，较出名的要数清代绩溪人胡光墉。他最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在内地各省设“阜康号”银号，并经营中药、丝茶，积资数万元。
徽墨、歙砚素负盛名，故徽商中的文具商也是资格老、生意兴隆的。就拿墨商中的“胡开文”派来说，自同治、光绪年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近百年中，国内至少半数以上省城有“胡开文”墨坊、门市部。
概而言之，历史上大凡较为繁华的都市均有徽商经营，而徽商的资本一旦渗入这些都市，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繁华。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商人资本时所断言：“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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