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恢弘壮观的文化现象，桐城派从其产生到终结，大体可以分为初创、兴盛、末流三个互相衔接而各有特点的时期。第一个阶段从康熙初期到乾隆前期，是桐城派的开创时期，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第二个阶段从乾隆中期到光绪中期，是桐城派的兴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姚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等。第三个阶段从光绪后期到民国时期，是桐城派的末流时期，代表人物为“曾门四弟子”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遵义黎庶昌和张、吴二人的嫡传弟子及追随者。

　　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认为，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认为文学创作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把时代变革、人的情怀和崇高追求客观地反映出来，体现时代精神和脉搏，实现文以载道的作用，这样才能显示出文学的生命力。其次，桐城派作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号召作家要在美好的大自然中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历史发展一再证明，抛弃自然，人类就是在毁灭自身，这些在今天尤其值得思考。桐城派还难能可贵地认定：关注民生才能体现文学的社会价值，一直提倡“以民为本”。方苞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惟期分国之忧，除民之患”。刘大櫆则强调“在朝则泽及万国之生民，在家则利及于乡邻里党”。姚鼐把“勤思国事，愍念民瘼”，作为衡量作家“德业之所以隆”、“作品之所以美”的基本标准。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桐城派始终高扬的一面旗帜，它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桐城派的“因时而变”，勇于创新，奠定了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在3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桐城派既不拒绝排斥前人的优秀成果，也决不望着前人的项背止步不前；既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养分，也对传统实行有限度的“背叛”；既不数典忘祖，也不因循守旧，他们的文论思想始终强调一个“变”字。因此，桐城派从产生那天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狭小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完善的系统，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桐城派著述

　　对桐城派的认识，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桐城派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江小角表示，特别是近些年来，学界开始研讨它在清代文学史、社会史、教育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显学”。近年来，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被批准立项，2013年国家社科立项达四项。安徽大学、桐城高专等都成立了“桐城派研究中心”，集聚力量，推动桐城派研究成规模、上台阶。

　　以往的桐城派研究侧重于文论方面，以文论文的居多。江小角认为，桐城派看似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要从侧重于单一的文论研究向全面研究转变。要将桐城派与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民俗等方面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以便准确评价桐城派在清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探寻桐城派的发展脉络，只有将其放置到深广的清代历史背景下去认识，才能把握其全貌，评衡其价值。

　　桐城派绵延时间长，作家众多，著述丰富。以往研究桐城派，关注点都集中在戴名世、方苞、姚鼐、刘大櫆及中后期一些大家身上，对其他众多作家很少问津。而那些散居各地的作家，他们在桐城派中的地位虽不显赫，但其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抨击时弊、讴歌人生、关注民生等方面很有史料价值，同时为扩大桐城派影响，宣传桐城派文学主张都起过积极作用。江小角认为，研究桐城派，要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和著述纳入研究范畴，千万不可忽视。否则展现给世人的桐城派面貌就不完整，形象就不完美，特征就不突出。

　　现在的桐城派研究，正在从以人论文、就文评文的感性层面提升到以文为本、全面考察的理性层面。学者们正在不断借鉴和运用哲学、美学、人才学、教育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桐城派置于现代化、国际化、网络化交互作用所构建的学术平台上，进行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