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河流密布，土壤肥沃，有着良好的水、热、光照条件，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水稻的生长。稻米是巢湖地域居民的主食，巢湖地域一直享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勤劳智慧的先民，曾创造出达到一定高度的农业文明。目前虽然很难得出稻作农业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重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稻作农业是在不断发展的。曹魏时期的刘馥是在西汉人刘信基础上重修七门堰，用它发展水田，推广种稻，很有成效。宋代人记载：“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种稻。”粮食作物中，稻米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仅从1910年征收的田赋中可以看出：政府从庐江、无为、居巢、和县、含山征收的稻米达到27884石多，而同一年征收的麦子仅为152石多（《皖政辑要》黄山书社、第219、222页）；根据1919年安徽省60县经济调查，巢湖区域的水稻种植面积达3213674亩，水稻产量达6270974石；而（小、大）麦种植面积为646022亩，麦类产量达951744石。水稻种植面积占稻、麦种植总面积的83.3%；水稻产量占稻、麦总产量的86.8%。（《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第109-111页）考虑到古代先民更多的是靠近水源生活、耕作，加之人口不多，想必稻作在整个粮食作物中所占的比重会更大。

所以说巢湖地域的稻作生产源远流长，至少已经有5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二、稻作生产产生的农耕文化

所谓文化，既是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也指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主要是由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两大体系构成。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显然是与其自然环境特点相适应的。

稻作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带来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决定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决定人的体格与性格，人的体格和性格最终决定了文化的特征，而文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

稻作农业在耕作方式上经历了火耕（刀耕火种、火耕水耨是不同阶段的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相对于刀耕火种来说一个进步。所谓“火耕”，是水稻收割后，秋冬时节将留在田间的稻秆以及杂草放火焚烧，化作灰肥。“水耨”，是在水稻生长到一定程度后适时除掉伴随而生的杂草，并灌水将耨断的杂草沤腐，化作肥料。经过这种改革，水稻产量有了提高）——锄耕(耜耕)——犁耕3个不同发展阶段。在耕作制度上经历了撂荒耕作制、轮荒耕作制、轮作复种制和多熟制等几个发展阶段。

稻作生产，早期主要是靠天吃饭，受自然界制约的因素很多。由于当时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限，对客观世界还不可能有科学的认识，对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些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往往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的恩赐和惩罚，以为自然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因此加以崇拜，进行祭祀，祈求其保佑和恩赐，以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增强自信心，从而导致原始宗教的萌芽。原始宗教的范围和内涵非常广泛，由于农业生产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所以有关农事的崇拜和祭祀也就成为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稻作生产中的农事信仰活动，最重要的是对天、雨（水）、农神予以人格化而加以崇拜，即农民在从事稻作生产过程中，遇到风调雨顺时，获得大丰收；遇到自然灾害时，就歉收乃至颗粒无收，便对某些自然力产生感恩和畏惧。太阳、水都是水稻生长不可缺少的要素。巢湖地域多水，稻作农业对水的依赖，生产方式导致了这一区域的人们与水有特殊的感情，当遇到旱情，稻生长需要水时，人们祈雨；而遇到洪涝时，人们又欲止雨。其中的祈雨礼仪形式复杂而多样，有敬神、娱神、驱使等类型。祈求各位先祖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如动土、播种、青苗、尝新、收获、入仓等）给以保佑，以达到丰收的目的。

中国社会始终是以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大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循环封闭系统——人的食物是驯养的动物和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并以植物作为燃料和农具原料；人畜的粪便和草木灰则是恢复和增加地力的上好有机肥料；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反过来又滋养了人与动植物，增强抗灾能力和提高生产力。

四季分明，农事活动的张弛有节，也产生了与稻作活动密切相关的节日、习俗，反映出农业生产各个重要阶段人们的迫切愿望和习惯。农事节日多，且具有潜移默化特点，时代越早，其共性越多，所具宗教、巫术色彩越浓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业水平的提高，有些农事节日随之不断演变发展，有的节日已仅存形式或象征性内容，由于人们所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种植作物有所不同，其节日内涵也显得丰富多彩。

农谚是生长在土地上的绚丽花朵，是农村得天独厚的宝贵资源。农谚不仅文字洗练，合辙押韵，生动易记，有的还揭示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概括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巢湖地域流传着很多的农谚，古代的稻作农业多半以“靠天收”而决定收成，民众常常凭天气、物象和经验来预测年景，“立春”日晴天最好，农谚说是“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好雨下三场，粮食没处藏。”“立春三场雨，遍地都是米。”“一阵太阳一阵雨，栽下黄秧吃白米。”“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立秋三场雨，遍地出黄金。”“立了秋，那里下雨那里收。”“处暑里的雨，谷仓里的米。”“黄梅天，十八变。”“黑夜下雨白天晴，打的粮食没处盛。”有培育壮秧的农谚：“秧好半年稻”；有关于插秧技术要求的农谚：“会插不会插，看你两只脚。”“早稻水上漂，晚稻插齐腰”等；有关于施肥技术要求的农谚：“积肥无他巧，十字诀记牢。烧熏挖换扫，割沤堆拾涝。”“要想多打粮，积肥要经常。”“猪要圈养，有肥有粮”等；有关于田间管理的农谚：“处暑根头摸，一把烂泥一把谷”等，强调中耕的季节及重要性；有关于土地的农谚：“地靠人来养，苗靠肥来长。”“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人养地，地养人。”“人糊田，田糊人。”；有关于勤劳的农谚：“人缺地的工，地缺人的粮。”“赖地怕好汉，好地怕懒汉。”

稻作生产年复一年，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劳动，形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重复、稳固的生活方式，并且还要和自然作斗争，需要极为坚忍的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从事稻作生产的人会逐渐形成务实的心理趋向，自然容易产生循环往复、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

以食用稻米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巢湖区域的人，植物性食物养育了他们纤巧灵活的体格，日日面对赖以生存、精心呵护的柔弱的庄稼形成的只能是细腻、温和的品格。所以，创造的文化自然是温和的、精致的和充盈着灵气的文化。

三、巢湖地域农耕文化与周边农耕文化的关系

农耕文化具有稳定性、典型性、积累性。与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帐篷为家、肉食为主，具有分散性、流动性的游牧文化相比，显然是处于高位的、更文明的阶段。

巢湖地域农耕文化既与农耕文化、周边的稻作文化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个性的一面。共性的一面，农耕文化大抵是一种有根的内敛自足型文化，其核心就是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之上的群体主义观念。诸如农耕文化的命根子是土地，从而形成安土重迁观念、血缘伦理观念、群体至上观念、大一统观念等基本文化特质。由此又生发出，诸如重天道循环而轻创造发展、重形象综合而轻逻辑思辨、重等级专制而少民主意识、重关系权衡而轻法制平等、重群体生存而轻个体自由、重应用技术而轻实证科学、重传承因循而轻改革变异、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奋斗、重子孙繁衍而轻个体素质等。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铸就中庸的人格；世代相传、聚族而居，形成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重伦理轻自然社会观、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安土重生的生活情趣等。

构成地域文化不外乎有两个因素，一是地理环境，二是社会结构。古人早就注意水土风物对民俗文化的影响，所谓“橘生淮南为橘，生在淮北则为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雨。”如和州志记载：“隋志说历阳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平陈之后，俗尚淳质好俭约，而到了清代，乾隆以前风尚淳质，勤穑务本，学无畸士，市无莠民，今（光绪年间）习染稍侈，尚未失质朴之遗。”

我们所说的巢湖地域概念，通常是指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可能就不一定是精确的，只是大体上指巢湖流域，即环巢湖一带。由于巢湖与长江相连，属长江流域。但其本身的流域面积近1.4万平方公里，自成体系，是长江流域中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漫长的历史风尘逐渐泯灭了地域的地理学概念，沧海桑田，人口流动、迁移，景物易貌，加之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不确定性增强，只剩下大致的名称了。鉴于巢湖的行政区域是巢湖流域的主体部分，是巢湖文化的重要生源之地，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巢湖地域，一般指的是巢湖流域和行政区划的叠加，主要是指巢湖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同一个文化区总有在文化上均一的共性，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复合体。一个文化区内即使自然地理特征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化特征方面仍具有共同的空间属性。所以我们在尊重共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巢湖地域农耕文化的个性。

巢湖地域的古代农业耕作活动文化有其自身特点，也有其兼容性。随着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农耕文化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并可大致分为农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指诸如农业种植、生产器具等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而精神文化则是指诸如植根于稻作农业的农耕文学、民俗。其中包括反映稻作农耕的文学、诗歌、绘画、谚语、文化娱乐及稻作农耕民俗中的农事节日、宗教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东西。

巢湖地域地处江淮之间、华东腹地，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交融、传播、碰撞的地区。华东腹地，在古代通过肥水连接淮河、通过濡须河连接长江，是连接中原与东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春秋时期是楚国与吴国的交界地，也是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传播、碰撞的重要地区。连接着长江和黄河两大文明起源区,既有南北方文化及其影响因素，又有自身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