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晓斯是民国老报人哈庸凡的四子，作为中国农民工博物馆总策划人，他在工作之余，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父亲传奇一生的研究上。

“我去过安徽省图、河南省图、广西省图、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几乎所有父亲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哈晓斯都去当地寻觅历史文稿，即便年事已高，依然风雨无阻。

趁着此次来合肥开会，我们专门采访了他。哈晓斯先生给我们细细回味其父一个世纪的瑰丽人生。

“父亲哈庸凡素来寡言，过去的事很少对我们子女提及，只是偶尔会从他或亲友口中了解一些往事。多年来，我一直循着父亲的足迹，从一份份资料文稿中，试图追寻那些沉淀在故纸中的过去的事。”

哈庸凡早年曾在广西日报做外勤记者，后投笔从戎参加抗战，而后又在合肥辗转加入民盟，为合肥解放做出贡献。从一个文人到革命者的华丽转身，这其中又有多少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唯一一位经历过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的记者”

1936年，哈庸凡一直为桂林民国日报供稿。“迫于日寇从海上进攻的战略考量，广西省政府从南宁迁往桂林，南宁民国日报也迁到桂林，与桂林民国日报合并为广西日报。”

当时的南宁民国日报社社长为胡讷生，南宁、桂林两报合并成立《广西日报》时任社长。两报合并后不久，他发现一个问题：以南宁人为主的报社采编人员由于说话口音不同，与桂林当地人交流有困难。

“南宁话时称‘白话’，与粤语相近，而桂林人说的是广西‘普通话’，于是胡计划任用桂林当地的采编人员，他在翻阅桂林民国日报时，发现了父亲的一些文章。”

在写给哈庸凡的信中，胡尊他为“兄”，自谦为“弟”，面谈以后，胡要求其尽快来报社上班并开始了新闻工作者的生涯。“成为广西日报初创时期唯一一位经历桂林日报和广西日报两代报纸的外勤记者。”

“作为广西日报的首席外勤记者，他担任的采访范围很广。包括一系列重大事件、活动、政要的采访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哈庸凡就代表广西日报对第五路军总司令兼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进行专访，“叩以对于时局之意见。”并于卢沟桥事变发生十天后，就以《李总司令宗仁对日抗战重要谈话》为题刊出，以激励民众抗战决心。

在北大图书馆哈晓斯还找到了一份广西日报关于林森视察广西的通讯稿件。“即便没有署名，也能知道只有父亲才有资历去采访。”

哈晓斯先生说：“这是自孙中山在北伐期间来过广西后，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第一次来广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从京汉铁路到衡阳辗转广西，沿途采访报道任务都是由哈庸凡担任。

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哈晓斯先生介绍，这几年他在相当多的文稿中还发现父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话剧迷。

1936年，桂林的话剧运动正在兴起。而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父亲也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团体叫‘风雨社’”。风雨社有两个主要活动，一个是出版由哈庸凡担任主编的《风雨》月刊；一个便是创办“风雨剧团”。

在哈晓斯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中，有一份南宁民国日报在1936年10月5日关于“桂林各界筹备庆祝双十节”的通讯稿，其中就有“聘请‘风雨社’表演话剧及灯谜，表演地点均在体育场，灯谜在双十节正午十二时后举行，话剧在下午七时举行”的介绍。“说明风雨社在当时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

哈庸凡不仅亲身参与戏剧活动，在广西日报工作期间还曾先后采访过到桂林的中国话剧之父戏剧家洪深、欧阳予倩等，为桂剧改良和发展都做出过贡献。

哈庸凡作为当年首席外勤记者，代表广西日报社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担任过筹赈会中的入场券劝销团副主任、广西全运会新闻股干事等。”

会导会演会“惹事儿”

当年的哈庸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父亲曾导演过话剧，还有一些创新，比如说用桂林话去演街头剧。”

“即便在晚年时期，父亲还热衷于戏剧编剧，曾编剧过京剧广播剧《徽班进京》，在家庭春晚中也会表演京剧。”

据哈晓斯找到的当年的报纸，在1937年元旦桂林举行的庆祝元旦话剧联合会演上。“父亲就曾在‘打出象牙塔’一剧中饰演男主角”。

在联合会演演出当晚，演出时出现“未演完幕布即被拉下的事故”，“父亲因为气愤，克制不住冲动而拉开幕布责问观众是谁吹的哨子（或许当时司幕以吹哨为号）”。此举也引发了严厉批评。

魏温就在1月10日桂林日报的副刊上刊文对风雨剧团的表现提出尖锐批评，文章中称“这样目无观众瞎出风头的轻薄行为还不够恶劣吗？幸亏那天晚上没有好事和意气的观众，不然有人提出质疑不要发生冲突？”

而哈庸凡也随即在1月14日的桂林日报副刊上发表回应文章《自白——给魏温君解释一下》，道出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并坦然表示“我依旧诚恳地接受着魏温君的热情和批判！”

一字风波

哈晓斯回忆在国图和北大图书馆找到的一份当年的广西日报，刊载有一个更正声明，是关于一个‘遂’字误排成‘逆’字。而这一更正也引起了哈晓斯的关注，让他想到了哈庸凡在自传中记述的一次可怕的失误。

哈庸凡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战时的桂林虽是偏居西南的小城，但由于李宗仁的地位和影响，也常有军政界要人光顾。何遂将军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长，军衔并不算高，但资格很老，他是李宗仁在陆军小学读书时的老师，与李有师生之谊。

“何遂将军来桂林的消息当时是父亲采写的，记者为了赶稿子通常字体较潦草。”问题就出在这潦草上。何遂的名字在报纸上印出来时，竟变成了何逆。抗战时期，称呼汉奸才冠以“某逆”。

而这样大的失误却在编辑、总编、校对的层层审阅中滑了过去。“李宗仁对他老师的造访很在意，首先就发现了问题，大为冒火，立刻打电话找到广西日报社社长韦永成。”韦赶到报社，进入印刷车间下令停印，然后到编辑部召集所有有关人员，一起开会追查原因。

“所有与会人员都很惶恐，首先就找出了父亲写的原稿，大家仔细察看，字写的是草了一点，但‘遂’字中的撇、捺还是可以分辨的，不能认定写的就是‘逆’字”。经过一番调查，韦永成下了结论：采、编、校部门都有责任，于是决定让改正过的报纸再次开印。

抗敌从戎

上世纪30年代的热血青年们所共有的便是一腔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热忱，哈庸凡自然也不例外。早年在广西日报工作期间就开始了一系列支援抗战的活动。

1937年6月22日，在桂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举行桂林县抗日救国会第三届理事会选举投票。

哈庸凡作为广西日报代表参加选举，并当选为候补理事，并安排哈庸凡草拟今后工作纲要、负责宣传工作。

“整个广西抗日人数按比例来说的话是最高的，占到了10%。1938年父亲的同学都当兵去了，他也辞去了省报记者这一待遇优厚的职业。”

即便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哈庸凡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武汉保卫战中，父亲曾写下5000余字的战地通讯，分两期寄回桂林的刊物中（9月，哈庸凡在武汉外围战广济战役时写出的战地通讯《大战双城驿》，就是寄回桂林，在《克敌》周刊上连载的）。”

到目前为止，哈晓斯先生只发现了这篇通讯，“他将大量精力放在激烈的战斗中，在父亲自传中写到他的任务包括政治训练、接待前线慰问团、组织抗敌后援会等。”

辗转安徽入民盟

哈晓斯找到一篇哈庸凡在抗战期间，于大别山立煌县出版的《中原》杂志上发表的《明末的升官热》，并通过父亲的一些自传等，渐渐了解到父亲当年来到安徽，从事抗战工作和地下工作的那段经历。

“1940年底到1941年初，父亲便脱离了广西部队，由六安到达立煌（即现在的金寨），来到安徽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受训。”在自传中，哈庸凡说他的主要业务是政治训练和编辑《干训》半月刊。

然而在1941年到1942年皖干团的工作期间，哈庸凡看到“抗战空气日益低沉，贪污腐化到处都是，心里感到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抗”。“父亲通过借古讽今的方式，写了一些带有讽刺性的文章，像《国父论辛亥革命》和《明末的升官热》等。”

发表在《中原》月刊的《明末的升官热》通过讲明朝末年官僚不顾国家存亡千方百计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的史实，来暗讽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腐化现象。在国民党的工作经历，也使其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为之后投身民盟做了思想基础。

“1948年父亲从河南又回到合肥，知道了当年和他同在中学教书的李湘若已参加了民盟，正在合肥从事地下活动。”

在自传中，哈庸凡也写到李湘若在一天晚上把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向他讲了一番，“我才打破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因而也参加了民盟。”

哈庸凡当时在“民盟皖北筹备处”任主任，合肥解放前夕，还在城里印发标语准备欢迎解放军。

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几百万字的资料查阅，为了还原父亲早年的真实影像，哈晓斯先生可谓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如今，洋洋洒洒约四十万字的《瑰异庸凡》已排出大样，即将付梓。

回味往事，哈晓斯情不自禁地口占一首：

最怀当年抗倭奸，

故纸堆里觅残篇。

国亡家破头颅在，

血浴战马更著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