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专诚同志是一位老革命，担任休宁中学校长的时间较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任期长达12年。那时候我正在该校读书，仅仅是一个学生，谈不上和杨校长直接接触，但是有一件“小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让我终生难忘。

1960年，我正读初三，当时正处于三年饥荒时期的高峰期，饥荒十分严重。我家在学校附近农村，在这之前都是走读，回家吃饭。这时因为要保证学生基本上不挨饿，同时由于是初三毕业班，所以学校规定原来的走读生也必须在学校吃饭。当时初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4斤，加上又不能全买大米，要搭售相当数量的山芋干，因此学生仍然吃不饱。中饭虽然是吃干饭，但量极少，大概只有2-3两米的饭。我家同样没有饭吃，一天三餐都是以菜皮、野菜充饥。我见母亲顿顿都是吃这些东西，面黄肌瘦，心里特别难受，于是就暗暗地把自己每天中饭的那一点份额用一只小瓷缸装着，然后揣在怀里，悄悄带着溜出校门，拿回家掺上菜皮或野菜煮一煮，再和母亲一起吃，这样母亲每天也能有一点点米粒下肚了。，不料我的这种做法有一天被总务主任发现了，他把我带到办公室大加训斥，我因为“理亏”始终不说话。这位总务主任见我不说话，竟然骂我是“小偷”，把我定性为“做贼”，表现就是“偷学校的饭”。这时我终于不能忍受，就和他大争吵起来，引来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围观。我气不过，就去找杨校长，向他说明真实情况，同时大哭起来。出乎意料的是杨校长不仅没有训我，而且还安慰我说：“你这不是偷窃，你能够这样孝顺母亲，还是个好孩子。”我一听深受感动，趁机提出了准许我继续走读、退粮票回家吃饭的要求，没想到杨校长一口就答应了，并马上把食堂管理员叫来，当面吩咐这件事，于是我每月就用这24斤粮食与母亲共同渡过了饥荒。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在屯溪街上碰到了杨校长（他这时担任徽州地区体委主任），他还记得这件事，说：“你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是知道你就是那个要求退粮票回家和妈妈同吃的学生，你做得对啊！”我永远难忘这件事，永远记住了这位老校长杨专诚。

好校长汪勉之

1970年，我从乡下初中调到休宁中学后，没想到与时任校长汪勉之同志住隔壁房间，那是一排十分破旧的百年老屋，共有5间，住了5位教师，每间只有6平米。我简直不敢相信，堂堂的省重点中学的校长只住这种房间。我以前不认识汪校长，第一次见面，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让我倍感亲切。他是文化人出身，曾任新华社摄影记者，很健谈，谈的都是文化教育，说的都是学问方面的话题，一听就知道他是个内行。他房间里和我一样，只有一张简易床、一张三屉桌和一把木椅。他见我的桌子更旧，坚持把他的桌子换给我，理由是我写字、备课和改作业时间比他多。事情虽小，足见他工作细致深入，很体贴下属，至今还令我难忘。他去听了我几次课，回来和我交流，称赞我功底深厚，颇有口才，教学方法有创新，鼓励我不断学习，继续努力。要知道，在那个没有物欲、尤重精神的年代，一个出道不久的年轻教师，很快就得到一位省重点中学校长的赏识，该是多么大的鼓舞。

大约一年多以后，汪校长调任教育局长，旋升任县委宣传部长，最后在县政协主席岗位上退休。虽然他离开了休中，但是仍然在默默关心我。1979年，我妻子按政策被招录为乡镇公务员，原先拟分配到离休宁中学40里的某某乡，是汪校长（这时他已经担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应称他汪部长）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个情况，主动提出要把我妻子调换到休宁中学所在地的万安镇。他对某局领导说：“这个同志的丈夫是休宁中学的骨干教师，把她放在万安，更可以让她丈夫安心工作。”这件事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汪校长始终没有对我说起过。后来我见到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他却说：“我仅仅是从有利于你的工作考虑的。”主动帮了如此大的忙，还从来不张扬半句，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作为一位县级领导干部，这种默默助人的品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辈子都从心底感谢他。

王锦芳先生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老师。我读高中时，他教过我的数学，课教得很出色，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高中毕业后，他调到别的中学当校长，1978年又调回休宁中学任主管教学的第一副校长。他很重视师资，一来就设法把几位原是休宁中学的后又调出的骨干教师再调回来。他在管理上十分严格规范，一切按制度办事，有条不紊，讲究落实，不搞花架子。所谓严格，并不是说他动辄训人，其实他脾气很好，从不发火。说他严格，是指他严格要求，讲求规范。他经常检查督促，备课、上课、作业布置和批改、早晚自习、测验考试等等，每一个环节，他都丝毫不放松，时时处处强调勤奋、认真、细致和守纪。他自己更是“勤”字当头，每天至少要听两节课，而且从来不打招呼，“逼”得人人堂堂课都得认真上。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所以他对我既信任又更加严格要求。他一来就安排我年年教高中的差班，而且是一文一理。他常对我说：“你只有苦干实干，才能出成绩。”当然，他也很实事求是，能考虑和接受老师的合理意见或要求。例如1981年，我教一文一理两个班，并带文科差班班主任。可是每次大考之后，我带的文科班的前三名马上被教导主任调整到好班去，到第三次调整时，我忍不住了，于是去找他表示反对，说这样搞我班高考肯定一个本科也没有，我的辛苦全都白费。他认为我的反对有道理，马上同意以后不再调整了，终于使我班考了好多个本科。所以，他的严格，都是以规范为前提、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和以制度为标尺的，让人口服心服。

王校长堪称公正无私的典范。正因为如此，教师不仅服他，而且敬佩他。他对教师的评价，完全以实绩来衡量，丝毫不夹杂个人感情，更谈不上徇私偏袒，

因此不论优劣，个个都无话可说。而在实际利益上，王校长更是克己奉公，大公无私。记得1979年那次加工资，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品质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中央下达的文件规定，这次加工资不论原来工资高低，主要看工作表现和业绩，以贡献大小为标准，但是加工资的比例只有40%，而加工资的名额只有28个，因此竞争十分激烈，难度很大。开始贯彻执行时，三位校长讨论实施方案，有两位主张投票，凡得票超过半数的人即可加工资，而王校长则坚决反对投票，认为投票看起来很民主，但由于人际关系等复杂因素，那些埋头苦干、业绩显著的教职工很可能落选，这样就严重违背了中央文件中“以贡献为主”的宗旨，因此他主张成立一个由领导和教职工代表组成的的评议小组，先由评议小组提出可以加工资的人员初步名单，然后公示十日，有意见的就向评议小组反映，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最后由评议小组研究决定。可是三位校长，王校长居少数，只得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出来后，果然和王校长所料的一样，贡献大的教职工极少入选，于是矛盾加剧，加工资一事陷入僵局，不得已只得重新采用王校长的方案。我记得投票时，当时全省知历史教师汪蔚云老师，虽然教学水平很高，工作量很重，表现突出，业绩显著，但因为他建国初期就评为二级教师，工资全校最高，所以几乎没有人投他票，而采用王校长方案后，他被列在加工资名单第一个。由于加工资的名额太少，还是难以平衡，王校长夫妇就带头主动放弃，在他的带动下，又有几位领导同志也放弃了，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加工资的工作。他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品质，深受全体教职工的钦佩和尊敬。

王校长的公正无私是有口皆碑的，他确实是一位内行好校长。说实话，虽然王校长对我更加严格，但是我喜欢在这样的校长领导下工作，所以我十分思念他。前些日子，我写了一首诗赞扬他，现录如下：

名如其人真君子，本已是锦再添芳。

一心为公无私欲，坚持原则性格刚。

不仅数学教得好，而且领导很有方。

待人处事最公正，即便严格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