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前的徽商,实力之强、名号之大、辉煌之极,在明清时期的商业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其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巨,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商业经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

　　在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外出经商,道理其实很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在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本来徽州的土地就有限且贫瘠,人口不断迁入,不断繁衍,出路何在?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

　　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魄”。

　　对于十三四岁的小学徒来说,学徒期间,不仅要受到师傅基于人身依附关系加予的繁重劳役,而且在技艺的学习只能靠自己的领悟与不断的修炼。而当时的技艺,除了算盘以外,货物的鉴别、客户的甄别,等等;都需要自己细心地体悟。同时,自己待人处世态度进而形成自己的口碑,也是自己未来晋升、为行业所接纳的重要条件。

　　清代祁门县的倪尚荣,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稍大一点,他就砍柴以奉养母亲。不久又赶上时局大乱,粮食昂贵,不得已,他就去学做船夫,依然不能养家糊口。于是,倪尚荣将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小本钱外出学经商,往来于鄱阳湖和祁门之间,不避艰险,终于改变了贫寒的境遇。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徽商的成功,固然在于他们善于抓住机遇,固然在于他们有着商人的精明,但是如果没有经历一番千辛万苦,怎会拥有让人羡慕的裕身肥家的光彩?

　　走出徽州的文人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最合适不过。被人们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吃苦耐劳,勤恳努力,有着敬业、执着、拼搏、坚韧、进取等优秀品质。人格化的骆驼,更是给人以一种不畏道路艰险、忍辱负重、长途跋涉、富有进取开拓精神的深刻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徽骆驼”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诚信:徽商经营之道的精髓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是一种伦理原则,数千年来一直不断被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焉。”

　　古谚云:“无商不奸。”而徽商恪守信义,诚实经营,徽商许宪由此总结道:“唯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徽商经营的信条和准则:“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可以说是其在各地立业的精神之所在。徽商吴南坡在买卖时,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诚实经商之道,长期践行,始终如一,得到四方盛赞,众口相传,以至于客户每入市,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便只管去购货,买了便走,不问所购之物,是否好坏,也不论是否多或少。达到如此境界,可想其诚信程度。

　　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说:“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他还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义,当然包括诚信。在舒遵刚看来,义其实就是利之源。钱财总有其来源,狡诈生财,就自己塞住其来源,是“自竭其流”。

　　徽商崇尚信义,诚信服人,不惑于眼前小利,反映了他们在商业上的远见。明代徽商汪通保在上海开典铺,生意越做越大,但他并未忘记“诚信”二字,不准子弟欺行霸市;贷人银钱,不准短少;收人利钱,不计较零头.也不要按日计算以多收利息。这种经商作风,自然深深赢得广大顾客的信任。

　　诚信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徽商中的一些大贾,就是凭信誉起家的。清代后期崛起的制墨商号胡开文便是如此。据载,胡开文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造出一种墨,在水中可久浸不散。一次一位顾客慕名前来购买此墨,返回途中墨袋不慎掉入河中,捞起后发现此墨已开始溶化了。顾客去见胡余德,经调查,发现该批墨锭在生产中未按规定去做,胡余德一面道歉,一面以一袋“苍佩室”名墨相赠。同时告诫所属各店各坊,立即停售此墨,并高价收回已售出的墨锭予以销毁。

　　徽商也同样求利,但他们信奉的是:“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很多徽商在义利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利取义。明休宁人汪平山经营粮食生意,某年闹饥荒粮价猛涨,而汪平山蓄有大批谷粟,如果按时价抛出,可多获利几倍,但汪平山不屑,他将所积之米“悉贷诸。贫,不责其息”,帮助众人渡过了难关。

　　当我们翻阅徽州族谱宗谱时,上述记载比比皆是。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且长盛不衰?靠的就是“诚信仁义”。

　　贾而好儒:徽商的文化追求

　　徽商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地处江南群山中的徽州,自古以来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即便在路途中也时时忘不了读书。

　　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从中原迁徙到徽州的移民无疑都携带着儒家文化的基因。它们保持着宗族的组织结构,传承着儒家文化的血脉。宗族是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渠道。它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控制者多为崇奉理学的乡绅。无论是修建祠堂、编纂家谱、祭祀祖先,这些行为既强化着宗族观念,也强化着理学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在祭祀活动中,徽州的宗族尊崇的是朱熹撰写的《家礼》;在族规族训里,反复强调的也是理学家所倡导的各种道德准则。这些观念和准则通过组织化的宗族传递到了民间,成为支配整个徽州社会的思想。

　　翻阅有关徽商的文献记载,他们的文化性格就凸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徽商的传记里,有很多的“事父并继母极孝”、“母早故,事父与祖母极孝”之类有关“孝行”的记载,有很多的“周急济荒”、“赴人之急”、“慷慨尚义”乃至“见义勇为”之类的评价,有很多的“重然诺,敦信义”、“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之类的描述。总之,他们是道德君子,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之后,在投资教育上毫不吝惜,他们有的设立塾学,广请名师,以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从而光大宗族。有的还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兴办塾学、义学到捐助县学、书院,甚至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用等。正因为如此,徽州自宋代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在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了每个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

　　徽商对儿孙乃至整个宗族的晚辈学业投入是空前的。身为商人,徽商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学而优则仕”。这种情结,包含了一个我国古人的理想:一个家族最为自豪的东西不是富可敌国的财富,而是成为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材。“商”不可能成一个传统,只有“儒”与“学”才是家之本。这样,徽商将“学”作为人生超越最为可靠的阶梯。

　　中国的学问专注于做人。如何做人,确实也是大学问。徽商注重中国传统典籍的学习,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学习。久习经典,自然就会形成超脱一般商人的气质;这种凝诚信、坚持、儒雅与机敏于一体的气质使得徽商对顾客会有更好的接纳度。这是其一。经典传输给人的不仅是做人的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树立学习者的做人理想;这种理想的持有,使得他们在顺境中,不会狂妄自大;在逆境中,他们能够自持而不会放弃。这是其二。正是因为这两种益处,才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精明而又儒雅的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