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盐木典茶”，还是“丝棉粮食”，都是传统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宗行业，徽商在这些行业里长袖善舞，曾经把握甚至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超越诸多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独占鳌头，执掌牛耳，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人民生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位特殊，无可替代。

　　因此，徽商可谓传统时代最为成功的商帮。

　　“贾而好儒”费资财

　　然而，19世纪中期前后，中华大地处于进入新时代的前夜，社会剧烈转型，而徽商没有像晋商那样，创出日后控制全国金融命脉的票号业；没有像广东商人、宁波商人甚至洞庭商人那样，从事中西交易桥梁作用的买办行业；没有像广东、福建商人那样，纷纷走出国门，闯荡世界；也没有像宁波商人那样，从事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业和轮船运输业，以及其他诸多新式行业；更没有像无锡商人那样，从事近代纺织业、机器缫丝业和粮食加工业。他们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典当、茶叶、茶食、徽馆、药业和文房器用等行业中。

　　新行业风起云涌，徽商的步伐却逐渐放缓。在应运而生的银行业等现代金融业中，在近代交通业、近代书报业、近代轻工业、机械制造业、轮船运输业，乃至近代成衣业、粮食加工业、进出口业等方面，徽商的做法相对保守，眼界不够开阔，气局不够宏大，执著有余，而变通不足，是以守成多而创新少，拘于旧业而转营少。其整体能量和影响力，不仅远远落在长期与他们旗鼓相当的晋商下风，更被沿海的广东、宁波商人远远超过，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如此说来，徽州商帮的兴衰，既有地理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还有时代变迁的原因，同时受到清廷内外政策的影响，受制于与官府和官员的关系，更有其自身的深层原因。

　　就商人的活动地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和运河一线，一向是商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根据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沿海城市辟为通商口岸)，为宁波、广东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而徽商却受地理和语言条件的限制，失去了一次良机。

　　咸丰初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受祸最烈的长江流域，既是徽商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徽商从事各种长途贩运的根据地，十几年的兵燹，将徽商的根基彻底摧毁，堵塞了徽商与华北大地的商业大通道——京杭大运河。而徽商又未能像洞庭商人那样，及时将经营重心转向日渐兴旺的通商都会上海，也未能像广东、宁波商人那样，到上海别开新局，却将原先遍布长沙、汉口、苏州等地的商务陆续收缩至家乡徽州。此消彼长，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大舞台上，徽商地位自然相形见绌。

　　就商人的气质和特长而言，徽商是有文化的商帮，在各地大大小小的地域商帮中，堪称书卷气最浓。他们虽然高喊“良贾何负宏儒”(大意为“优秀的商人并不输于大学问家”，明朝中叶与张居正及王世贞同榜进士出身的徽州歙县人、文学家兼政府高官汪道昆语)，贾儒之间，迭相为用，贾而好儒，骨子里仍是左儒右贾，不惜代价，念兹在兹，以培养子弟科举成功走上仕途为终极目标。因此，徽商在诸多商帮中，也是仕宦性最强的一支商帮，培养传统知识分子和各级官僚最为成功。

　　徽商挟其文化素养较高的优势，为繁荣文化事业不断做出贡献，在书籍流布、戏剧表演、工艺欣赏诸方面大力投资，经之营之，这一点，在各地商帮中同样表现得最为突出。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徽商不惜动用重金，召集南京的“兴化部”和“华林部”两大戏班大会，“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让他们东西分列，同时演奏《鸣凤》剧，互相竞争，一分高下，并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到场观看。正是在徽商的扶持赞助下，江南名伶进京汇演，走向各地，唱响全国，形成“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盛况。

　　明朝后期，江南兴起收藏古董鉴赏书画的风气，以有无古玩为雅俗之分，而“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徽州别称)耳食”，推波助澜者其实就是徽商。徽商与江南士大夫一起，一次次将江南的书画市场炒作得红红火火，其热闹程度甚至波及到东瀛列岛。徽州商人及其子弟的收藏，也令业界同人刮目相看。此风气首开于歙县汪道昆兄弟、濮南吴氏、丛睦坊汪氏、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所蓄多是海内名器。

　　据时人记载，“休、歙名族如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百年之物，历久弥贵，徽商“鉴宝”之法眼，具有相当专业水准，决不是一般所谓“附庸风雅”。

　　可惜如斯作法与嗜好，却在精力上和资本上，大大影响和限制了徽商经营事业的继续扩张。

　　“红顶商人”终受累

　　就与各级政权和官员的关系而言，徽商也以扩大声势、联络人情，以至交结权贵、寻求政权庇护最负盛名，所谓“善行媚权势”是也，所谓“乌纱帽”是也。

　　在近代前期，商人要想成为佼佼者，要想控制甚至垄断某个行业的经营，通常必须与政治或权势建立紧密的联系，获得后者的支持和保障。徽商所经营主要行业，即“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既与各级政权最有关系，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正是在扩大声势、求名以求利方面，徽州商人最舍得下工夫，人称“其气力足以设财役贫，其声势足以联枢藉要”。徽商自奉俭约，但用于应酬交际和纠纷诉讼却往往毫不吝惜。生活在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汪道昆曾形容说，徽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座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利润，很大部分消耗在奢侈性消费和千方百计攀援政治势力的巨大花费上，仅两淮盐商报效和捐输给朝廷的银子就达3000多万两。平时穷烹饪，摆阔气，斗新奇，更不惜巨量资财。《歙西竹枝词》描写：“人家十户九为商，积累盈余返故乡。捐过功名娶过小，要开风气造华堂。”生动地描摹了徽商不惜巨资交结官府和所得资财转移回家的情形。以奢侈性消费以求取声名，做大做强生意，也是传统商人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经商乃至一般社会活动中，徽商攀援权贵和官府势力的例子，比比皆是。明弘治年间户部郎中李梦阳说，淮扬盐商富比王侯，以其厚资，“以蓄声乐伎妾珍物，援结诸豪贵，藉其阴庇”，说的就是徽商最喜交结豪贵，谋求庇护。今人所熟知的清朝后期“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更为典型了。

　　清光绪年间，以学问知名的宗室大臣盛昱曾经形象地论述徽州两淮盐商与官府官员的关系，谓：“乾隆盛时，扬州盐商供巡典、办年贡而外，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钜万计。官以商之富也而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往来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其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皆取之国家之课与民之膏血”。

　　说徽商的贿银“皆取之国家之课与民之膏血”未免过甚，但不择手段交结各种有用势力，则是徽商较之其他商帮更为明显的特色，与官府官员紧密结合互相利用，则是徽商最为擅长的。

　　诚如安徽师范大学周晓光、李琳琦等徽学研究者所指出的，徽商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帮，与其不遗余力地攀援政治势力有关。清朝后期，徽商所紧紧依附的大清王朝日暮途穷，气息奄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徽商也就日薄西山，日益凋敝了。(范金民)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专攻明清江南地区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