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以长途贩销的形式互通有无，使全国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渠道畅开，扩大和加强了全国各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徽商的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农民们从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经济。徽商在扛南市场频繁地进行棉布、丝织品和粮食交易，就是当时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

　　徽商还对各地区城市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徽商足迹遍天下，不仅从事贩卖贸易，而且开店铺、侨居、投资公益事业，对当地的市镇建设做出贡献。

　　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促使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徽商云集的吴江县盛泽、黄溪镇丝织业，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就出现了雇工经营，这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徽商汪氏益美棉布号让加工者在布上缝上“益美”字号的标记，充当了商标和广告媒介的作用，采取自由竞争的手段，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经商致富以后，更加热衷于文化建设，在家乡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桥，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徽商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捐输，建祠堂，牌坊、庙宇，造会馆，修族谱，办学堂，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说“无徽不成镇”

　　“无徽不成镇”是明清时期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便形不成市镇。这句民谚既说出了到处都有徽州商人的事实，也是对徽商为当地市镇建设做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明清时期乃至于近现代，江南市镇经济都极为发达，这同徽商不无关系。据统计，明清时期江南大镇南翔、塘栖、吴淞、黄溪、外冈、诸翟、周浦、竹桥、璜泾、菜溪、乌青、王扛径、濮院、周庄、平望、盛泽、四安、黄埭和双林市、新市、钱门塘市、新带市、新塍、黄家溪、谢天港、坛丘、周家溪、秋泾桥等都有徽州人在经商。清乾隆时，绩溪商人王泰邦在周庄创设商业。后人称颂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贾在吴中。设市周庄镇，居然端木风。春季市茶叶，冬季海货通。”王泰邦在周庄镇，春季卖茶叶，冬天贩海鲜，因地设市，应时经营，对周庄镇的发展贡献巨大。再如盛泽镇，明初仅是五六十家的小村庄，嘉靖时也只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发展绫绸业，约有千百余家。至清康熙竟然达到“居民万有余家”的规模，号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没。清嘉庆、道光时盛泽镇建徽宁会馆，董事会中，徽商就占了48名董事席位。镇上的市镇建设，假如离开徽商的投资(会馆公产投资、私产投资、公益投资)，盛泽镇不可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的规模。

　　马克思指出： “商业依存于城市的发展，和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以商业为条件。”江南市镇的勃兴，正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徽商以这些市镇为起点，从事商业活动，获得巨额利润。同时，徽商又将其中一部分利润返回给这些市镇，为市镇的繁荣做出贡献。

　　另外，有些村镇本来由于徽商的介入，逐渐繁荣起来，后来由于诸多原因，徽商撒出了这些村镇，这些村镇便又衰落下来。南翔镇、盛泽镇就曾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徽州人为什么“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徽州地区的一句俗语。“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是指徽州男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外出当学徒学做生意。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群峰竖立，高峰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唐宋以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扛西、江苏和浙江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植茶、造纸、制墨、制砚，形成徽州土特产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晶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

　　进入明代以后，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光靠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已不足以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始走出山门，出外经商赚钱养家糊口。而徽州的学者又适时提出“商何负于农”、“贾何负于儒”的主张，鼓励徽州人出外经商。明代中叶以后，徽州人经商形成风气，便出现了十三四岁就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