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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徽商“扬州二马” |
| 日期：2012/5/7 10:03:00 来源：站内发布 点击：996次 |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刻书，包括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主要类型。
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主体一般是学者士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丰富藏书进行校勘编印。而马氏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刻书数量多且精美，有“马版”之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刻书还具备了区别一般清代私家刻书的特征，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
“二马”的出版活动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时期祁门人。
马氏兄弟家世渊博，其祖先系汉朝新息侯马援。北宋末年，传至马廷鸾，官至丞相，隶籍鄱阳，生有五子，第三子马端益迁居婺源。马端益后传至马真三，再迁居祁门，后世籍贯遂为祁门人。曾祖马大级，明朝诸生。祖父马倅，官为盐运使，始迁居扬州。父马谦，先袭祖司职，后为扬州司马，赠朝议大夫，娶妻洪氏、陈氏。陈氏生二子，即为马曰琯、马曰璐。因祖、父皆管盐业，马氏兄弟便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之一，因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
“扬州二马”自幼便雅好诗书，后虽为盐商，亦未有所弃，甚至不惜资财，投身大量文化活动。正是如此，时人及后人每念及二人，不是称羡其盐商巨富，而是赞赏其文化功绩，尤其是其出版的大量精美图书，广为后人称颂，延至当今。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
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艺，酷嗜典籍，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曰璐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号称富甲江北。马曰璐编有《丛书楼书目》，从书目可以大致了解马氏兄弟藏书概况。马氏有“南斋”朱文小长方印、“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书印章，这些可鉴定其为马氏藏书。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的60年时间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这在手工刻印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其刻书无论装帧还是字体，堪称精美，时称“马版”。
“二马”集收藏、鉴赏、刻印于一身，虽是盐商，但在藏书、刻书方面却纯属追求个人爱好和功德传世，没有了商人唯利是图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书往往无偿供人翻阅，甚至于给借阅者免费提供衣食住所。同时，又不惜巨资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乐此不疲。正是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无不称赏二马兄弟。阮元把 “二马”与扬州__其它巨商进行比较分析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
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在于马氏丰富的藏书和精致的“马版”。纵观马版图书的选题标准，即符合主流社会需要的图书，他们不仅要大力购求、保护，而且还要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实现功德传世的目的。
虽为贾者，咸有士风。“二马”酷嗜诗词歌赋，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这是他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因为“二马”有着真才实学，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设立韩江诗社，在“小玲珑山馆”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人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徽商的文化自觉
“二马”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这种意识也决定了其出版活动必然服务于学术研究。“二马”购书、藏书、校书、刻书，不断丰富着丛书楼的藏书。他们藏书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他们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
当时著名文人全祖望经常留宿马家，借书观阅，而“二马”一旦获得珍籍，必定拿出给全祖望观赏。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得到“二马”的优待，厉鹗曾借住“小玲珑山馆”长达数年，马氏所藏之书任其观阅。
不仅如此，“二马”还不惜巨资，赞助文人出版，如著名学者朱彝尊所著《经义考》300卷，其后人家境贫穷，无力出版，有人告知马氏兄弟，“二马”不惜千金助其出版。“二马”这些善举无疑有助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承。这也同样为“二马”赢得了美誉。
“二马”的出版活动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一方面他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集中体现在校勘上。校勘时，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另一方面，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即饮酒欢庆。
此外，“二马”丛书楼里的藏书，还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库馆开办，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书。其时“二马”均已故世，曰璐子马裕（字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者776种，是南方藏书家献书最多的四家之一。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
钱财传承易，文化传承难。“扬州二马”能够名垂千古，不在于其财富的雄厚，而在于文化传承的功绩。所以，有人将徽商与晋商作一对比，虽然同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商帮，但徽商价值取向是读书仕进，晋商则是经商谋利，无意于习儒仕进。因之，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徽商衰落了，但所支持的文化事业却成了今天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其是所培养的文化精英及其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晋商衰落了，除了梆子戏和其创造的商业经验外，文化事业却是空白。
徽商热衷于出版活动，在于有雄厚的经济为基础。经济发展是文化创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基础。失去经济的支撑，文化创作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创新；没有创新，文化便失去了竞争优势。明中叶以来徽州出版异军突起，直接原因在于其实现了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创新根植于繁荣的徽商经济。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熏陶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
其中，“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这种文化追求，形成了徽商及其子弟的文化自觉。因此，文化自觉是商人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而文化迷失则是商人乃至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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