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定远县志》记载：“晋献公、骊姬墓在县东北八十里大横山南双墩村，两墓高三丈，东西相距二十五步。”据史载，晋献公（？-公元前651年），姬姓，名诡诸，晋武公之子，春秋时期的晋国君主，在位26年。因其父活捉狄戎首领诡诸时，献公恰巧出生而得名“诡诸”。即位后用士蒍之计，尽灭曲沃桓公、庄伯子孙，巩固君位；奉行尊王政策，提高声望；攻灭骊戎、耿、霍、魏等国，击败狄戎，又采纳荀息假道伐虢之计，消灭强敌虞、虢，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秋九月病逝，爱妃骊姬之子奚齐公子在相国荀息的拥立下继位。十月，国君奚齐为晋献公守灵时，被大臣里克阴谋弑杀在灵堂中。相国荀息又拥立了爱妃骊姬妹妹生的公子悼子继位，安葬了晋献公。十一月，大臣里克又阴谋弑杀了悼子，后迎取了妃子狐氏生的公子夷吾继位，即晋惠公。后来公子 重耳继位，成为称霸中原的晋文公。晋献公的爱妃骊姬可能与儿子奚齐同时被逆臣里克阴谋杀害。国君悼子极有可能把大姨妈骊姬同父亲晋献公一起，从晋国运到他们的附属国钟离南方的古老定远，安葬在他们生前看好的红山，能及早转世回生的瑰丽而神秘的红石峡一带。

      1995年版《定远县志》记述：“（红山乡）境内有大、小双墩。据古籍《定远县志》载：‘定远冢墓见于故籍之最古者，为晋献公骊姬冢。’《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八》云：‘在定远县东八十里有双墩，盖所谓晋献公。’现大、小双墩尚存。”古籍记载向来事出有据，绝非空穴来风。北宋学者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七》记述：“晋厉公墓。在县（山西绛县）东南一十六里。高一丈六尺，葬在翼城东门之后。杜预注云：‘不以君礼葬。’按：绛县晋文公墓高一十丈，厉公不以礼葬，故小墓耳。”乐史判定墓主人的级别是按照春秋时期封土高度，十丈以上的为公侯之墓。所以，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地理学家乐史，依据双墩墓的封土形制与史料、民众提供的材料，认定红山双墩是春秋时期晋献公与骊姬墓。

这里记载“双墩”又是指哪个双墩呢？

       远离红山大双墩3千米之外，我们透过薄薄雾霭远远望去，二个谷堆好似二座小山包，巍峨地矗立在疑似高高的山岗之上。渐近谷堆千米之时，看出大双墩足有十几层楼那样高，像是不能否定的汉代大型古墓，比河南孟津东汉刘秀墓高二倍，是呼和浩特市南汉代王昭君的青冢大墓高出三倍，有十个定远二龙谭村西楚霸王妃虞姬墓高，令人十分震惊。红山大双墩谷堆西距定远县城约45千米，北距红山街道3千米。这两座古墩东小南大走向，比墩下东南边村庄高出约50米，周围长约500米，二墩之间垒有10米多长，约30米高的连系梁台。我们由大双墩谷堆北面，顺逆时针方向转去西边，墩下都是现在人安葬的坟墓，高高低低，有碑的，无碑的，随处都是。

       在大横山老龙头山峰正南约一千米的地方，古人建有小双墩，距离南面大双墩约4千米。小双墩高约20米，墩四周长约300米，灰白土夯击垒成，正南走向，每个墩子的西南右边有较长的引颈，为当初建墩运土通道。

       按我们今天的测算，红山境内的大、小双墩距离县城都在八十里外，按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都像晋献公-骊姬墓。但是，按明代人编写的县志记载“两墓高三丈，东西相距二十五步”的断言，似乎又只可能认定是小双墩。而乐史判定王侯墓一个重要标准是“公侯之墓大于一十丈”，这只能认定大双墩是晋献公骊姬墓，而小双墩只可能是其他大臣的坟墓。

       在2700多年前，晋献公与骊姬墓建造在红山大双墩高台上，给有幸的定远大地留下了历史最古老，等级最高的王陵。在定远红山脚下，晋献公骊姬墓旁，来来去去行走着2700年的男男女女，谁敢说他们不在心中做着对拥有骊姬一样色、才、性、智美女的艳羡、仰慕与恨不一遇的红楼美梦？梦醒之后，谁不遗憾而无奈地继续着他们漫长的生存活动？晋献公与骊姬的凄美爱恨情仇传奇故事，汩汩地流淌在历代地理学家与老百姓的心中，永远年轻不老，永远有滋有味。

秦末楚王襄强

       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率领戍边民众900人在大泽乡举行起义，《史记.陈涉世家》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为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陈涉）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葛婴受命率军朝今宿州市东南方向的蕲县讨伐，之后南下渡过淮河，攻取钟离，折向西行，攻取定远西北部秦时设立的曲阳县（今年家岗郭费刘一带）、阴陵县（今靠山古城村一带）。然后，回头向东，攻下定远东南部也是秦时设立的东城县（今大桥三官村一带），寻找到流落在城内的楚王孙襄强。葛婴按照起义时陈涉将军制定的国号“大楚”（即光大复兴楚国之意），拥戴隐藏在城内的精神领袖楚王后裔襄强做了楚王，举行国王加冕仪式，颁布文书，诏告天下百姓，恢复行使楚王光复楚国的战略部署。

       正当此时，葛婴听说陈胜又在陈县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张楚”（即伸张楚国威风之意），非常惊诧和惊慌。“惊诧”陈胜违背大泽乡起义之初设坛结盟宣誓“光大复兴楚国”的诺言，竟然自立为张楚国王；惊慌的是自己拥立楚王孙襄强已经正式做了楚王，违背了陈胜的意图，一定会遭到他的讨伐，起义军定会相互残杀，贻误诛暴秦的天下大事。葛婴左思右想，思前虑后，疼苦彷徨。他找来都尉与中将官集体商议，最后葛婴决定：为了灭秦大业，我们只有对不起天、地、良心，对不起天下爱楚拥楚的黎民百姓，对不起亲自拥戴登基不久的楚王襄强，归顺“张楚”新政权陈胜大王。葛婴含泪隆重厚葬襄强的一体后，携带襄强的首级星夜兼程赶往张楚国都陈县（今河南淮阳一带）。

       到达都城，葛婴小心翼翼地向陈胜禀报在东城立楚王孙襄强为楚王的意图和经过，这是一场距离与时间交叉产生的误会，请大王恕罪。可是，陈胜做王侯的欲火已经烧光了同起义将士的手足情，粗野的习性使他让一员虎将的生命转瞬即逝。后来立邦建立强大的西汉帝国，追封所有反秦有功的将士，封赏忠军报国的英雄葛婴为诸城侯，子孙食邑在此。葛婴后代为区别诸城当地葛姓人家，在葛字前面冠一“诸”字，逐渐就形成了复姓“诸葛”。汉末名相诸葛亮就是葛婴后代。

 

楚汉项羽和刘邦

        春秋之时，阴陵城作为安徽定远城西北部七十里的古邑已经很繁荣，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建九江郡时，就在阴陵设置县。秦末豪杰纷争，以西楚霸王项羽胜而霸有天下，按东周天子旧制度分封天下给各路诸侯，阴陵按旧秩序纳入西楚中央政府版图。其后不久，天下诸侯夺权纷争，战火未息。公元前二○二年（汉五年）秋，汉王刘邦围追堵截霸王项羽于垓下，两军相持不下。终于，项羽在被围困的午夜策划战略转移，到淮河以南阴陵县一带，意在转移到西楚淮河以南九江郡的舒与六一带。在舒驻扎有楚军大司马（相当于一个集团军）周殷部，在六驻守有项伯部队。有叔父项伯驻守在九江郡治寿春与要地六，并拥有大司马周殷作坚强的后盾，是项羽最为放心的一道防线，同他们的部队汇合后，可以有力反击汉王刘邦，变为主动。

        怎奈项羽与八百名卫队渡淮转移到阴陵县一带时，九江郡的军事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司马周殷暗中叛楚。汉王派刘贾降服了周殷，周殷已经用舒地楚军攻取与收编了九江郡六地项伯的楚军。刘邦亲家项伯是极为势利的贪污腐败之徒。项羽至阴陵而孤立无援，只得与汉王及诸侯之兵展开激战。在阴陵激战之时，项王遭遇了凶猛的南北兵力夹击。周殷举九江兵从西南大泽周边，今天合肥-长丰-肥东-定远的炉桥一线攻打过来的，在项王生死攸关的时刻，周殷却给予他致命的打击。当初，项王渡淮远走钟离城西南一百多里外的阴陵，不仅没有得到接应阻击汉王的援兵，反而遭受故部叛军的沉重打击，战略转移计划被全盘打乱，回天之梦更难以实现！

        垓下决战之战初，汉王有淮阴侯三十万人与自己的军队，他的兵也不过十几万，此前的固陵之战，汉王败北以显其人数不多。项王有吏卒大约十万人，或许是精兵强将十万，也或许有三十，因为韩信三十万人马初次击楚，却很失利，退兵数里观望。若项王兵力仅有十万，肯定是不堪一击的。项羽垓下被围时，楚军是大败入壁坚守，士卒损失不大；项王只是在误以为楚地尽失，尔后组织楚军将士转移渡淮，自己带着八百卫队先行，寻求反败为胜的机会。

        楚汉在阴陵县——东城县的决战中，如果仅仅有车骑大将军灌婴率五千骑在阴陵-东城一役立下：杀死项羽，斩杀士卒八万人的功劳，那是不可能的。同垓下决战中楚军“可十万人”，只相差二万人。这二万人在哪？灌婴还在东城降伏了楚军二个司马和一万二千士卒，全部俘获其他将吏。加上被斩首的八万人，楚军共九万二千多人转移到阴陵-东城一役的决战中来，同垓下战初楚军人数只相差8000。此役，汉军一定有重兵参战，统帅很可能就是刘邦，战斗经过很多次，阴陵城北莫邪山中就遗有霸王寨、望王沟、大刀场、汉泉、楚泉、少十步、马湾潭、霸王桥、刘会桥、高皇坝、虞姬墓等众多遗迹。作为军事家的项羽自垓下溃围渡淮，西走阴陵，在自己楚国的地盘上打仗，其真正目的不是世人说的“为逃江东”，而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最后，在东城快要全军覆没了，“项王自度不得脱”，“乃欲东渡乌江”。

1995年黄山书社版《定远县志•文物名胜》引清末版印《陈氏宗谱》记载道：

       先祖陈铎偕妻、妹三人在田中耕耘，值项羽穷追刘邦。邦至此求救，先祖见其诚厚，指道枯井，邦乃下井。项羽问先祖见人否？先祖指向前。项羽追至河边未见，返回问先祖，不答，搜枯井。见井口蛛网甚密，盖无从下人，杀三人后离去，刘邦得救。刘邦就帝位后，以先祖有功，乃封之为“阴陵忠义王”，封其妻为“一品诰命夫人”，封其妹为“贞圣女”，建祠以祀。

祠前照壁有高祖皇帝敕文曰：“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祠的正门头上有横批曰：“福、寿、迎、登。”陈铎享堂塑像两旁抱柱有对联曰：“忠心贯日，义气参天。”塑像上方有光绪年间题匾：“德荫后昆。”

今存陈铎遗祠墙上刻有维修时间：“光绪二十三年桂月立”，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邦坐了西汉皇帝后，对陈铎进行了很高的封赏。到了东汉，阴陵城做了九江郡治所，九江郡政府和陈铎后人为感谢受封之恩，特在陈铎祠的东上首建了高祖庙，一并供俸。关于西汉建高祖庙，《史记•高祖本纪》有明确记载：“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东汉时，阴陵城作为九江郡治所在地，在阴陵城建高祖庙，是按照国家行政级别要求而建立的。久而久之，高祖庙被人们说成了汉王庙。曾有人撰文说，陈铎祠东边的“汉王庙”是“项羽庙”，纯粹是主观臆断，以讹传讹。世上哪有为杀父仇人建庙祭祀的道理？误将“汉王庙”说成“项王庙”，实属无稽之谈，有悖史实与人性。

阴陵县建有项羽庙与虞姬祠，在城北二十里的莫邪山中。北宋李昕《九域志》提出：“阴陵城北，项羽迷道于此，盖虞姬死所。”明《定远县志》说：“中峰九华有霸王庙及虞姬祠。”清《定远县志》说：“中九华寺，位于定远县城西北六十里，五峰山麓，霸王别姬处。”我们从方志中可知，在大衣山中峰九华山下，于“虞姬死所”“霸王别姬处”，建有霸王庙和虞姬祠。南朝萧梁时，又在项羽庙虞姬祠前面创建中九华寺。后人沿袭古人的习惯，仍然把大银山叫作“北庙山”或“大衣山”。大衣山上与山下寂寞无名的山泉——汉泉与楚泉，因楚汉争霸而名传古今。自珠山西脚下的楚泉至北边九华山脚下陡峭处，约有几百米见方的开阔地，树木茂盛，荆棘丛生，乱石纵横，祠庙基础依然可寻——“虞姬死所”“霸王别姬处”，古代的霸王庙与虞姬祠就建在此处。

 莫邪山中善良、忠义、有审美观念的定远民众，把他们楚国的亡国之君西楚霸王与王妃，一世忠义的英雄和忠贞千古的烈女建造二幢纪念馆——霸王庙与虞姬祠，就建造在霸王夫妻同楚军将士都曾吃过水的楚泉旁，建在恩爱夫妻生死诀别，饮剑成仁殉国地——“五峰山麓，霸王别姬处”！给每位来此朝拜英雄与祭奠烈女的后人，以沉痛的心灵震撼，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揪心的遥想与怀念：羡慕美人只伴英雄，慨叹天人之际难违，伤感历史之月常缺。

风流千古的绝代佳丽虞美人，只缘 “仓皇不负君王意”，忠贞饮剑成绝响，震撼着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的心。虞姬已经成了中国古今善良、多情、多难、贞节的钟情男女心祭的女神，像西方神话传说中的美女神，滋育了很多德、才、貌出众的圣洁女人。所以，至高无上的“霸王别姬”凄美故事与《虞美人》词牌，永远传唱在中国人心灵的深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美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永远留下了发生于安徽定远阴陵大地上的文化趣事。时空虽逾二千二百多年 ，霸王庙与虞姬祠大殿石基依然完好，而且还有殿前石雕之类遗物传于世。

东汉马勉

据史书载，东汉末年，莫邪山南二十里的洛涧水边，在繁华的九江郡治阴陵城发生了阴陵人徐风、马勉大起义。他们占据大衣山一带的深山为王，做皇封将，持续战斗不短时间。《辞海》（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徐凤、马勉起义”注解道：“东汉时，九江的农民起义。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人徐凤、马勉在九江（治今安徽阴陵县城）举行的武装起义。建根据地于当涂山（在今安徽定远西北部）中，徐凤称无上将军，马勉称皇帝，并建年号，置百官，遣将进攻合肥。次年东汉政府派滕抚为九江都尉，与冯混、赵序合兵数万镇压，马勉奋战牺牲。徐凤率部分起义军进攻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不久遭到谢安率领的地主武装伏击，战败牺牲。”

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有三处记载徐凤、马勉起义：

1、第一处记载：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十一月，九江（治所在阴陵城）盗贼徐凤、马勉攻烧城邑；凤称无上将军，勉称皇帝，筑营于当涂山（阴陵城北二十里）中，建年号，置百官。”

2、第二处记载：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三月，（滕）抚等进攻众贼，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以余众烧东城县。五月，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拜滕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

3、第三处记载：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昔永和之末，纲纪少驰，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为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

《定远县志•大事记》载，东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至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九江郡范容、周生等率众起义，攻取城邑。阴陵人马勉、徐凤闻风响应，筑营于当涂山（今定远县城西北七十四里）中，攻占郡县。第二年三月，九江郡都尉滕抚率师镇压，杀马勉、范容、周生等1500余人。徐凤率余众攻烧东城，杀西曲阳（治今定远炉桥郭费刘村一带）、东城县令，后遭下邳人谢安宗亲兵伏击，兵败被杀。

阴陵人徐凤、马勉起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1、阴陵人徐凤、马勉都是农民起义领袖。东汉末年，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不安，民不聊生，物极必反，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起义，目的是推翻东汉封建王朝，建立新政权。在当时大背景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值得肯定。《资治通鉴》有三次作记载，足见影响和声势之大。

2、徐凤、马勉起义短暂。该次大起义，自建康元年（公元144年）至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即被镇压，首尾只有二年，活动区域只限于江淮之间，徐凤、马勉双双战败牺牲，时间短暂。究其原因，恐怕与他们过早称“皇帝”有关。刚刚起义就称“皇帝”、“置百官”，无疑对封建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枪打出头鸟”，必然会招致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遂遭镇压。元末朱元璋就采取了“缓称王”，等打下江山，推翻了旧政权，再建立新政权，再称“皇帝”。

3、阴陵城与东城县城都遭到他们放火焚烧。建康元年十一月起义开始，即攻烧“城邑”，这个城邑应该是指他们的家乡阴陵城。火烧“城邑”是为摧毁地方政权。康嘉元年三月，马勉战死后，徐凤以余众火烧“东城县”，杀死东城县令与西曲阳县令。二次火烧县城，也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民众了遭殃也会反对的。

后周柴荣与北宋赵匡胤

在定远东部七十里的大横山，古来相传，隋末瓦岗寨派泣义兵将领在此驻守扎寨，用兵四方州郡，攻打官府豪强。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世宗柴荣为了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发大军攻打南唐。首先攻打南唐的军事重镇寿州（今安徽寿县），由于南唐大军的坚守，后周虽然取得一些胜利，却久攻未下。周世宗因而命令赵匡胤带领一支兵马攻打滁州，以分散南唐的兵力，对寿州形成夹击之势。滁州在五代十国时期隶属“十国”中的南唐，是南唐国都金陵（今南京市）的江北重镇。之后，皇帝柴荣亲自出征攻打江南，率兵驻扎大横山。传说柴荣在困乏之时，停下来歇脚，脱下鞋来，倒鞋壳崂土，右脚倒出的土生出两座小山似的大双墩，左脚倒出的土长出一对如少妇乳房般挺拔、饱满、圆润的小土墩。柴荣又在山中建了七级佛陀塔，为将士烧香拜佛，保佑他的军队胜利攻打下南唐。南唐慑于后周强大的军事攻势，只得割地求和。大横山头一马平川，四周山沿尚显古代城墙痕迹——这就是传说的柴王城。明嘉靖《定远县志•故迹》记：“柴王城，县东北七十里，大横山上，累石为城，周围三里，有四门。”

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定远人称之为“柴王”，是河北邢州尧山柴家庄人，从小在姑丈——后周皇帝郭威家长大，后收为养子，郭威驾崩，他继为皇帝。柴荣在位六年，富国强兵，裁撤冗弱，招抚流民，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复苏。柴荣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传说柴王攻打进入滁州，犯下了“柴不入厨（滁）”的大忌，皇帝柴荣死了，英年39岁，魂丧天涯，建了法华禅庵和二个砖塔进行超度，安葬在大横山中，永远长眠在定远红山的怀抱里。

当年大军南征，担任柴荣殿前都检点的是大将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受周世宗皇帝的指派，亲率一支大军由寿州城外途经定远县西部地区的古曲阳、阴陵一段时间的休整、谋划后，抵达定远东南的古东城一带驻扎。赵匡胤的中军帐就设在东城的藕塘，实施攻打南唐江北重镇滁州，分散南唐兵力，以达到攻破其军事重镇寿州的目的。赵匡胤与南唐守将皇甫晖、姚凤激战于清流关下，皇甫山西，始终不能得手。最后，赵匡胤采纳谋士赵普的建议，率全军“衔枚熄火”，乘夜色，走关北一小道袭击滁州，生擒了南唐大将皇甫晖和姚凤，击破南唐精兵十五万。寿阳的将士听说兵强将悍的滁州已经失守，军心涣散。随后，寿阳也被后周攻破。寿阳和滁州失陷后，南唐的淮河流域全部归属后周，从此国力渐弱，最后投降后周。赵匡胤威名大震，逐渐成为后周军事高级将领。不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罢黜后周恭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北宋王朝，做了宋太祖，实现天下长久和平。为了纪念南唐皇甫晖等将士壮烈殉国，后人把定远藕塘东南部海拔有399.2米的北将军岭，号称“皖北屋脊”一带的山脉，命名为“皇甫山”。北宋庆历五年，欧阳修知滁州时写《丰乐亭记》述道：“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

明代朱元璋

明嘉靖《定远县志》载：“横涧山，上有涧泉可饮。昔为屯御地。相传有许大夫营于上，有集仙、城隍庙，今俱不存。县西七十四里。”“许大夫庙，县西北七十里，横涧山上。”明清之际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横涧山在（定远）县（城）西北七十里。上有石累城及涧泉，兵火时，尝屯御于此。明太祖初起义兵，取横涧山，遂入滁阳。”

清代安徽桐城人张廷玉主编《明史•太祖本纪》记载：“（元至正）十三年春（公元1353年）……（太祖）独与徐达、汤和、费聚等南略定远。计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与俱东。夜袭元将张知院于横涧山，收其卒二万。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朱元璋自凤阳临淮关南下略地定远，首先收编就是定远西部千秋乡（在古阴陵县城域内）北莫邪山中，张家保驴牌寨三千起义民兵，又击败了寨东三十里的横涧山中元军守将张知院，收编二万人马。横涧山，在今定远西北75里的大衣山一带，古代统称这一带相连的山峰为横涧山，因为东西走向的大衣山是凤阳山脉南北走向的南山与北山的分界，所以称“横”；又因在大衣峰北侧山颈处，有一条由大自然形成的流水涧沟，涧泉常蓄有水，深深的，长长的，自东边主峰西来中峰九华，很奇特，因此称“横涧山”。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称帝后，他经常说自己：“发迹于定远！”今在南京城明孝陵大金门的四方城中，明成祖为朱元璋立有歌功颂德的“神功圣德碑”，碑上还记述此语。明代军事家戚继光的六世祖戚祥，家居千秋乡永康镇（阴陵城南二十里），投身到阴陵城张家堡驴牌寨，参加起义兵。因勇猛善战，被朱元璋收为亲兵，随朱元璋转战各地。戚祥后随西平侯、定远城西人沐英征战云南，不幸殉国，忠勇成仁。皇帝念其功德，封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在今蓬莱市）指挥佥事（为明代提刑按察使司属的中下级官员）。后来永康镇的戚家成就出嘉靖、隆庆与万历年间著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

朱明王朝时，在横涧山中峰九华南麓，槎桠山（今称珠山）西谷中九华寺的基础兴建了一座名扬天下的禅寺——“圆通禅寺”，清代时改名为“五峰禅院”，民众仍称其古名为“中九华寺”。明嘉靖《定远县志》载：“槎桠寺，洪武十六年，命在京（南京城）天界寺僧宗泐等募缘创建。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太祖）敕赐额‘圆通禅寺’。前有石塔二，石棋枰一。在县西北七十里。”“对池亭，县西北七十里，相传宋元丰理丞赵倚所作。池，即槎桠寺白莲池也。”“三龙亭，县西北七十里，槎桠寺东。”

“发迹定远”的明太祖朱元璋，为自己“屯御地”横涧山下的中九华寺，亲赐匾额易名：“圆通禅寺”，以示对故地的褒扬与敬重。寺还遗有二座古代石塔，一方古棋盘，遗有北宋贤宦赵倚在此建的古亭“对池亭”和“三龙亭”，以及古池“白莲池”。在洪武时代，寺院的规格盛誉与宏大规模，远远高于今天“天下第一亭”醉翁亭和琅琊寺。

《定远县志》载，明清之时，儒道佛三教合一，中九华寺发展成为古莫邪山一带120余座寺庙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寺院，佛像千尊，晨钟暮鼓，百僧诵经。寺前有“灵润殿”，寺后有“霸王庙”，与庙隔水相望的珠山之麓有“虞姬祠”。寺左有“水月禅庵”，在珠山与大衣峰东面交会处的山湾中。山腰有楚泉、汉泉、珍珠泉。九华山顶北坡岩崖旁有明泉，为明初朱元璋屯兵于此用水的山泉。

清乾隆时，住持高僧法灯和尚改造中九华寺山门，立有纪事碑高2.4米，宽0.8米。碑记古传，地藏王菩萨北来传教，显灵于中九华寺道场讲道，寺院声名大振，香火益盛。明朝诗人王衷《登九华山寺》：“偶经栖佛地，碧草冷云峰。梵宇清尘虑，龙宫起拜容。拈花初见月，隔水忽闻钟。独坐山房静，潜风度竹松。”方圆百里的佛教信徒前来参禅结缘，禅宗佛法普度众生。大衣山有天然红片石建筑材料，中九华寺院被朝廷和山僧修建得更加雄伟辉煌。庙古菩萨灵，香火千年盛。

共和国刘少奇

1939年11月上旬，不满41岁的刘少奇同志在延安临危受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把“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托付给他。此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化名胡服出征到中原大地，其主要任务就是：从荆棘丛生的华中敌后，打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把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变成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前沿阵地，创建一片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率先到达安徽涡阳北部的新兴集，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的党政军工作。11月下旬，在皖北新四军彭雪枫部队的护送下，刘少奇照顾着病重的徐海东，率中原局领导机关东渡淮河，经颖上、正阳关、寿县，到达定远西部重镇炉桥，顺着新四军凤阳山游击队控制的定远西北部、凤阳山脉南麓一带的能仁、靠山（古阴陵城所在地）、芝麻堡的臧陈村与方家花园，穿过西卅店、斋朗、青岗、大桥一线，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藕塘太平集与山黄村，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赖传珠等领导人住宿在定远大桥乡湾杨村。

刘少奇同志深入到华中敌后，组织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为党和军队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向中央与项英报告：深深地感到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中有原则的缺点，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顾虑太多，常不肯超出同盟者意志之外去行动和发展，因此，放弃了许多机会。最近的部队是缩小了，有枪无人背，每连五六十人至七八十人。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不具体了解，没有用心去进行地方工作和解决部队的给养，因此，部队相当建立每月虽有数万之津贴，仍是很困难。”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刘少奇已经了解到，此时的江南新四军部队实际处于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形势之下,江北的新四军来自各个方面,各有各的发展想法,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有的主张过江向南。新四军选择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于是，刘少奇决定于1939年12月中旬，召开了中原局第一次会议。之后，又召开了中原局第二、三次会议；对于树立江北新四军和党内干部的抗战思想，迅速扭转皖东抗战被动局面，掀起皖东乃至华中敌后抗战新高潮起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定远藕塘和大桥组织指挥了周家岗抗日反“扫荡”战役，取得了新四军皖东抗日首战告捷；组织指挥了保卫新生藕塘红色根据地的定远反顽战与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

刘少奇在完成各项战略部署工作后，于1940年4月1日，离开了定远藕塘抗日根据和湾杨村，去往来安半塔集开展抗日工作；不久，又到苏北创建了更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三年后，逐步建立了巩固而强大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正如后来陈毅元帅所说：“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

刘少奇战斗生活在定远藕塘抗日根据地，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却做了大量的思想、组织、政治和军事工作，特别是召开了中原局三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皖东的工作实际，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创造性地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斗争，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为守护好“华中西大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做出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

1942年，刘少奇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发展华中的重任，于3月19日，同随行去延安的一百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刘少奇遵照中央的通知要求，穿过敌人一百零三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0日平安回到延安。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进入中共中央决策领导核心。在此后26年里，他一直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

 

1939年11月，人民领袖刘少奇过定远古曲阳、古阴陵，到古东城开展抗日斗争，41岁勋建华中，功在抗日，福佑人民；三年后，44岁晋升中央决策层；二十年后，61岁当选为国家主席；二十五年后，66岁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如同在刘少奇同志来定远之前发生在定远阴陵大地上的帝王：项羽、刘邦、马勉、赵匡胤、朱元璋一样，收良将猛士，得谋士文臣，略地定远，为国建立功勋，为民建立新政权。刘少奇等战斗生活在定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定远漫长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作为来后人，不能淹没这段永载华夏千年的辉煌历史，更不能失去对光耀星空伟人的记忆。我们应当“继承历代报国精神，弘扬古今爱国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