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1891—1946)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1934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为徽州歙县人，幼时进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师承传教士唐进贤。后经唐介绍，入读金陵大学。1917年，陶行知留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1927年至1930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践行这一理论，取得极大成功。

　　师承：唐进贤(崇一学堂)、包文(金陵大学)、杜威和孟禄(哥伦比亚大学)。

　　高徒：胡慕罗……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实绩：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实验学校，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23岁的陶行知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黄炎培在台下观礼。32年之后陶行知去世，黄炎培题写挽诗，依旧说的是当年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914年，23岁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

　　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正于台下观礼，对陶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之后陶去世，他题写挽诗，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入读金陵大学，是陶行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是徽州歙县的一个穷小子，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在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初等教育，人生轨迹近乎寻常。直到1909年进入汇文书院后(金陵大学前身)才得以改变——在金陵大学的5年时间，陶行知“如鱼得水，甚为欢洽”，崭露头角。金大也让他身上的基督教气息渐浓——金大为教会高校，陶行知浸染其中，逐渐被基督教精神影响。日后，司徒雷登说：“(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蒋梦麟则称他在推广平民教育时“很有传教的精神”。

　　可以说，如果没有金大就学的机会，陶行知对“知行合一”的思考不可能如此深入，对民主共和也难以有如此认识——陶行知日后思考教育与国民改造的关系，思想根源皆起于此。

　　陶行知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在赴美留学之前，对陶行知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王阳明。当时思想学术界极为推崇“王学”，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改造中国人，原名陶文濬的陶行知亦被这一浪潮影响，1911年，改名为“知行”，寄托自己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想法。

　　1914年9月，和汪纯宜结婚不久的陶行知，即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他一方面定向研习市政学，一方面也修习教育课程，包括“教育行政学”、“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以及“中学课程”等。对于陶行知的课程选择，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分析：“在夏季加习的几门学位外的课程表明，他已决意转攻教育学，争取更高一级的学位。”

　　过了不到一年时间，1915年9月，陶行知就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虽然伊利诺伊大学只是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跳板，但这里的学习给他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杜威学派人物罗托斯·迪尔塔·考夫曼教授，获取了“教育哲学方面最基础的知识”。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陶行知师从孟禄、杜威等名教授，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从“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到“进步社会的教育”，陶行知一一研习，形成了他所谓的“以教育行政”为终身职业的基础。

　　这些观念对陶行知影响极大，余子侠教授说：“所谓‘知行合一’的行，并不涉及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仅仅是内心修养功夫的一种行为意念或意志方向，丝毫无意助益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客观世界的变更。”而西方教育理论则表现为“一种外向扩展进取的意志的培养和锻炼”，“有了这种理论武装，陶行知早年积蓄的‘内圣’功夫，开始转化成真正实现‘外王’之道的内在动力。这种‘外王’之道之根本目的，即在于成为改进社会改造环境的真主宰。”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陶行知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致知”。

　　在美三年，陶行知对“知行合一”、“实验主义”乃至自由主义都有了新的理解。在日后的实践中，这些观念被陶行知以本土化的方式一一展现出来。

　　1917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得轰轰烈烈，“新教育”也被提上日程。这一年，陶行知应郭秉文的邀请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那些在美国习得的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一开始，他在南京高师实行教育改革是技术层面上的。比如，把“教授制”改成“教学制”，因为他认为“人师之责，不在教学生，而在教学生学”；他又将原来的固定科目改为“选科制”，因为他觉得学生“不可偏于一面”。待到成为教务主任后，陶行知的动作更大了，他开始实行“男女同校”的策略——陶行知觉得这是实现“教育民主”的重要一步。陶行知的种种举措，使得南京高师成为一时教育改革典范，和北京大学的改革遥相呼应。

　　校园之外，陶行知把精力投入在“办理教育之人”的培训事业中。在他看来，中国实在缺乏教育方面的人才，“中国不想推行义务教育则已，若想推行教育，必从培养改良地方办学人员入手”。1920年暑假，他在南京高师首创暑假学校，录用全国各地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数期之后，学员数量已达800多，遍及18个省。在后人看来，陶行知所开创“暑期培训”从形式上看，已有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色彩。

　　其时，五四运动席卷中国，陶行知的行动和思想为其赢得了不小的声名。1921年，蒋梦麟等人倡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聘为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教育改革团体，黄炎培、蔡元培、张伯苓、胡适等人均和该团体有紧密联系。陶行知到位后，大力推动科学教育普及、助力学制改革——这些他过去无法以个人之力完成的事情，现在改进社的帮助下都能从容践行。

　　也是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陶行知才介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去。1922年，陶行知在上海见到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因后者立志“普及教育”，便将晏阳初在长沙试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成果一一告知，朱其慧极感兴趣。1923年春末，晏阳初在嘉兴进行试验，陶、朱一行人便赶往参观，当晚大风雨，不料晏阳初的子弟，包括“木匠、商店徒弟”一一前来，陶行知深受感动。他当即邀请晏阳初前往上海与胡适等人讨论，成立全国性平民教育总机关。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陶行知开始大力推广——从他写给妹妹陶文渼的信里就可见一斑，“我过几天还要到军队里，工厂里，清节堂里，监狱里，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由于陶行知等人的工作，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学生近5000人。日后，陶行知还组织编写《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此时的陶行知，通过平民教育运动，似乎已经看到当初“以教育促共和”的理想正慢慢实现。他说：“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就要来临了。”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决心从城市走向农村。

　　他舍弃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众教育”的口号。

　　费正清日后评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陶行知看到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晓庄师范正是这场试验的开始。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一开始，晓庄师范就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章开沅教授总结晓庄有四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

　　在教学理念上，晓庄也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些后人熟知的口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践行最多，他的目标是让学生拥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所以，学生在这里拥有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干农活、看戏剧、学烧饭……

　　学生成为农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体，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就在周围开办了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改造社会”的口号，此时已经完全落实到行动中来。

　　1928年8月，晓庄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此时的它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2所民间医院、1所木匠店等。随着晓庄气象日新，周边的乡村都以它为榜样，不断有其他村子里的人过来学习。1930年，江苏省民政厅还将江宁县北固乡“完全划作实验区，归该校指导进行”，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陶行知此时已经认定教育改造是乡村改造的重要手段，他说：“我们要以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我们要与农人、小朋友做同志，要这样才可以发生很大很大的力量。”

　　不过，这个被陶行知寄予极高希望的实验，不到3年时间，就被政府查封，宣告终结。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勿论权力，这使得他的教育试验屡屡遭遇挫折。

　　费正清说：“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这位‘基督教将军’是蒋介石的对手，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晓庄查封之后，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一年后，才得以回国，隐藏在史量才的《申报》里度日。1932年，随着时局的变化，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被取消，他才敢浮出水面。

　　其时，日本已经入侵中国，教育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改造”，还包括“救亡”。

　　这时期，他舍弃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直接喊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

　　1932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设立“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是“因山海关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示不忘国耻”；“团”，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之一盘散沙的大病”。工学团是一个极为朴素的组织，“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强调“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相长”。陶行知说：“四万万人若都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产生惊人的力量了。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为了应付工学团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陶行知又推出了“小先生制”——让十多岁的小孩，担当起先生的责任，从而“小孩教小孩”。“小先生制”首批培养出来的200多名小孩，都能“教哥哥姐姐、教放牛娃、教砍柴伢，为普及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陶行知：当时行知号知行一

　　越加艰难的时局，使得陶行知不可能再有条件创办晓庄师范那样的基地，他唯有通过这些朴素而实用的制度，才能维系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便到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他依旧没有忘记“教育救国”——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即是明证。

　　和抗战最艰难时期提倡“救亡教育”相似，抗日即将胜利之时，陶行知开始提倡“民主教育”。

　　1944年6月，民主运动开展之际，他向育才师生和育才之友宣告：“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抗战一结束，陶行知更是欢呼不已，他高喊“大家都来上民主第一课”。

　　陶行知是以身作则的。1944年10月13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

　　在这之后，“民主”就变成了一种实践。他加入民盟、参加“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都是为了表达“我们不要假装的民主”。直至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曾经预料李闻惨案之后的“第三颗子弹”会打在自己的身上，不料，却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

　　可能陶行知自己都没想到，终身立志教育的他，在人生最后一百天会如此强烈地介入政治，给后世留下“民主之魂”的称号。

　　但对后人而言，他最后的实践正是一种民主教育。

　　1914年，23岁的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讲台上大声宣讲：“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段人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