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智慧长河”的主题展览中，有一件我国青铜冶炼的巅峰之作——曾侯乙建鼓底座，其工艺之精湛，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无法复制。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城市足迹馆中一套重达5吨的曾侯乙编钟复制品，“大钟沉沉声如磬，小钟细碎凝秋露。大小呼应天籁和，夫子沉醉食无趣”。千古绝响，悠悠楚风，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将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曾侯乙墓这座神秘的“乐宫之王”。

　　险些被炸掉的千年古墓

　　曾侯乙墓是一座2000多年前诸侯国国君的墓葬，位于今湖北随州擂鼓墩东团坡上。

　　随州市原名随县，地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接地带，相传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的故里。在随州城西两公里处，有个叫擂鼓墩的地方，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山脉东端有两个凸起的圆形土包，当地人称为团坡。这两个团坡相距约百米，西面山脉蜿蜒，水潺潺从东面淌过，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1977年9月，驻扎在这里的解放军某空军雷达修理所，因扩建厂房，开山炸石，平整土地。施工过程中，在东团坡红色砂岩的山冈上，发现了一大片质地松软的褐色泥土。

　　似乎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可以用无巧不成书来形容。负责这次施工的王家贵，曾在北京建工学院受过建筑专业培训，而营地的负责人郑国贤又是一位业余的文物爱好者。两人隐约觉得褐色的土有些不寻常。他们一次次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泥土下方人工铺砌的大石板，是当年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并无稀奇。直到施工者用钢钎触及到异物，发出异样的声音，有关人员才意识到，东团坡下确有一个等待揭开的谜团。

　　很快，考古工作者从武汉赶到现场。根据原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谭维四回忆，随着探孔越打越多，墓坑的范围也越来越清楚，当人们终于找到木椁的边缘，所有人都惊呆了——墓坑呈不规则多边形，有220多平方米；木椁保存完好，规模有190多平方米。

　　也就是说，按木椁面积计算，这座墓葬相当于14个出土过西汉男尸的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相当于6个出土西汉女尸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相当于3个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这样大的木椁墓在全国尚属首例。

　　工作人员还发现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0.8米的盗洞，一时间所有人的心理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十墓九空”的悲剧会再次重演吗？

　　1978年5月17日凌晨，大墓揭开。随着重型吊车的轰鸣，和指挥人员的口令，第一块椁板离开了墓穴。令人惊讶的是，椁板下存满了混浊的泥水。

　　据考古学家分析，这座墓穴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水平面之下，埋藏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千百年来水面保持在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由于墓室内积水的形成是在盗洞被挖之前，因此可以推断盗墓贼当年无法进入墓室盗走文物。这是曾侯乙亡魂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运。

　　5月23日，随着抽水机低沉的声音，水位缓慢地下降，一个罕见的“三室一厅”地下墓穴呈现在大家面前，15000多件珍贵文物让人眼花缭乱。从此，擂鼓墩的名字，就同两千多年前一位神秘的国君结了缘，这片平凡土地上的每一粒石子，也漾起了悦耳的灵音……

　　神秘的曾侯乙

　　古墓发掘之初，被命名为“擂鼓墩一号古墓”，人们并不知道墓主是什么人。这座古墓，不仅在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而且墓前无碑，墓内没有墓志铭、告地册(告地下官吏的文书)、买地卷或简牍铭刻墓主姓名及生卒年月等；甚至在当地百姓的口碑相传中，都无法略知一二。

　　从大墓豪华的规格可以判断，墓主确实为一方霸主，一国之君。1965年三门峡市发掘的虢国太子墓，木椁不到15平方米，只有曾侯乙墓的十三分之一；1955年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木椁近60平方米；1957年河南信阳发掘的楚墓，木椁为67.5平方米。曾侯乙的寝宫面积，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

　　根据墓葬的状况，当时下葬主棺时可能出了事故：在主棺下落的过程中，不知何故棺体突然失去平衡，致使棺上一个铜钮斜插进南椁板，于是主棺东边的铜足不能落地，西边的铜足将椁底板砸出几个小洞，整个主棺倾斜约30度。棺盖因此不能盖严，留下约8厘米的缝隙。就这样，曾侯乙在他的寝宫里斜躺了两千多年，并不时有冷风拂面。

　　东椁室置放曾侯乙的主棺，主棺分内外两层，全部彩绘。主棺的东边有8具陪葬棺，西边门洞旁有一具殉狗棺。陪葬棺内都是年轻的女性，年龄约20岁上下，身份或许是曾侯乙生前的侍妾。殉狗棺内有一副狗骨，可能是曾侯乙生前的爱犬。让年轻的生者永远陪伴死者而进入黑暗冰冷墓穴之全部过程，在当时是非常惨烈的。

　　曾侯乙墓上万件文物中以车马兵器最多，其种类之全、数量之众、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射远兵器居多，长杆兵器尤为特殊，且有极为罕见的矛状车軎(wèi)，这些都是用于车战的武器装备，说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长车战的军事家和指挥官。

　　同时，曾侯乙墓随葬规模庞大的乐器，钟磬铭文中有大量乐理乐律铭文，显示了曾侯乙生前对于乐器制造与音律研究的重视程度。墓内还有大量铸造极精的青铜器珍品，及绘画、雕塑艺术、书法精品，并且大量文物并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为他亲自督造，说明他兴趣广泛，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和较高的艺术鉴赏力。

　　曾侯乙墓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作持”或“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兵器上则有“曾侯乙之走戈”、“曾侯乙之用戈”的铭文。据统计，凡铭记“曾侯乙”三字的器物有200多件。尤其是墓中出土的编钟里，有一件镈钟，被悬挂于编钟架的正中，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是楚惠王赠予曾侯乙。

　　毫无疑问，这位国君的大名叫“乙”，并拥有诸侯的地位，尊称“曾侯乙”。据遗骸检测，曾侯乙在世约42或45年，约公元前435年下葬，身高仅1米62，但根据头骨而复原的胸像，却有一股英武之气。

　　同是诸侯，头一年，即前434年，北方晋敬公死；后一年，即前432年，南方楚惠王死，其史实均见于《史记》。但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里，却找不到曾侯乙的任何资料，如果不是曾侯乙墓的出土，这位乱世诸侯怕是要永远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曾国国君的文物为什么在历史上随国所在地出土？这是一直困扰历史学家与考古工作者的难题。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曾国就是《左传》里记载的随国，随国就是田野考古所发现的曾国。曾、随一国两名，在东周不是唯一的例子，如晋国曾叫唐国，魏国有梁的别号，吕国又称甫国，州国则称淳于国。

　　威震四野的楚国国君，为什么要赠送附属国随国国君如此重器呢？自公元前706年始，到公元前690年间，楚国多次伐随，此后50年，随国臣服于楚。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奔随的事件，是两国关系进入“血浓于水”之阶段的明证。《史记·楚世家》记载了这个故事：当时吴国大军攻进楚国郢都，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军随即赶到，要求随君交出昭王。作为交换的条件，吴国答应把汉水以东的土地划归随国。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楚昭王藏在随国公宫以北，吴军已经进抵公宫以南。但随君不顾吴国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楚王，因此赢得了时间，楚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打退了吴国军队。随国在吴国大军压境的情境下保护楚昭王的故事，是历史上一个不背盟誓的佳话。但是对于随(曾)国，它最终在政治上成为楚国的附庸，在地域上则纳入楚国的怀抱，其文化染上了楚人的色彩，政体与文化逐渐地消亡了。

　　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就是楚昭王的儿子，为了报答救父之恩，楚惠王才将这如此精美的镈钟送给曾侯乙，以表达两国的友好关系。江汉诸姬尽灭于楚，唯曾独存，也可能就是因为曾、楚两国世代友好的原因。

　　古乐新声

　　随着曾侯乙墓被一点一点打开，一座豪华的地下乐宫惊现于世。

　　在庞大的中室乐宫，人们看到了众多摆放成排的乐器，那位隐藏在历史迷雾中至今不肯显露真容的曾侯乙，为我们留下了一桌盛大的音乐大餐，而曾侯乙编钟，无疑是其中的精品。

　　编钟是我国北方考古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乐器，但曾侯乙墓的编钟却创下了多项记录：它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

　　在南方，如信阳长台关一号墓、江陵天星观一号墓中，也曾经有编钟出土，但出土时编钟架已腐烂或散乱，编钟则散落一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于编钟架上，在已发掘出的数以万计的先秦墓葬中，仅此一例，不能不说是千载难逢的一项奇迹。

　　不仅如此，曾侯乙墓的编钟数量之多，在考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此前，出土编钟最多的，一是建国前发掘的河南辉县琉璃阁60号墓，二是建国后发掘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分别出土各类钟29件。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多达65件，比前两次发现的总和还多。

　　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镈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重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重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重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

　　出土时，还有两件粗大的撞钟棒依架而立，另有6件“T”字形钟槌在编钟架附近，说明这些是和编钟配套使用的工具。

　　此外，在曾侯乙编钟上，还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磬铭文、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

　　据检测，曾侯乙编钟音质良好，发音相当准确。而且整体不啻是东周时期造型艺术的巨构，气势壮丽恢弘，其秩序感与局部繁丽的装饰相契，犹如一部动人心魄的交响乐章。

　　“只见其形、不闻其声”不算认识编钟，要敲响它，才能体现价值。编钟出土当年(1978年)的建军节那一天，历史上的第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这是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向世人发出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音乐会以《东方红》为开篇，接着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以反映共产主义的《国际歌》乐曲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演出结束时，听者一时“痴迷”，停顿数秒，才掌声雷动，许多人泪水涟涟。

　　编钟演奏的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随着演奏场次的不断增加，受击较多的钟，尤其是下层的几个大钟，其正鼓部表面黑色的氧化膜渐渐被击去，黄白色的原铜露了出来。

　　为了保护国宝，自1979年3月开始，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厂研究组，经过5年反复试验、试制，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复制出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过程的艰辛，让人们不禁感叹，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是怎样铸造出如此惊世之作！迄今为止，全国有曾侯乙全套复制编钟4座，一座在它的发祥地随州市，每天为游客表演。另两座在湖北省博物馆，和原件在一起。还有一座则带上“种子营”称号，到达台湾鸿禧美术馆。此次世博会表演的编钟，就是由湖北省博物馆选送的，于1984年复制成功的第一套编钟。

　　当您参观上海世博会时，一定不要错过城市足迹馆的编钟表演，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清扬古音定能让繁乱的心绪变得平静，也会让匆匆的步履多一份从容。

　　建鼓底座

　　曾侯乙墓挖掘过程中，在中室西壁编钟架的对面，即靠近中室的东壁，放置青铜鼓座并树建鼓一件。建鼓原来插于鼓座之上，鼓面有70多厘米，整个鼓的直径有100多厘米。但是因为鼓面是牛皮，因此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已经不复存在，但鼓腔却保存完好。

　　竖立的柱纵穿鼓框，上端早就露出水面。可惜的是，挖掘开始时，这个木柱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为不过是一根圆木柱或器物上的构件。因此只加固了编钟钟架，却没有加固这根木柱。殊不知编钟架是铜木结构，比较牢固，即使不加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建鼓柱仅一根圆木柱，不很粗却较长，实难支撑。当椁室内积满水时，建鼓框因水的浮力支托，所以能完好地竖立。一旦水抽干，建鼓柱就承受不了建鼓的压力，折断垮塌下来。此时，考古队员深感后悔，却为时已晚，酿成了此次考古发掘中的千古遗憾。

　　中国青铜时代经历了15个世纪，其间出现了两个高峰，一个在商代，以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影响及于整个西周时期；一个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以长江中游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曾侯乙出土的青铜器，是长江中游东周青铜器的翘楚。其制作之精量，由曾侯乙建鼓底座可见一斑。

　　曾侯乙建鼓底座是青铜冶炼巅峰之作，大体为半圆形，通高54厘米，底径80厘米。座圆面由八对大龙和数百条小龙纠结穿插而成，这些龙昂首摆尾，气氛热烈，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极其复杂生动的艺术形象，龙身互相缠绕，镂空并镶嵌绿松石。乍看这件器物，犹如一团腾腾的火焰。

　　这件建鼓底座的制作工艺，至今无法复原。不仅如此，出土20多年来，人们连底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盘绕，都无法计算清楚。有的专家拿着小标签在上面一个一个贴，但是每一个专家、每一次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在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展台上，亲自数一数建鼓底座上到底有多少条龙盘绕，没准会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曾侯乙墓的大量出土文物，将公元前5世纪初期的社会面貌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至今日，当人类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的同时，面对两千多年前的文化艺术，谁有资格说今天的人就比古人更有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