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日报

      当下的黄梅戏生态环境良好，黄梅戏音乐创作的立体化路径展现了新时代的艺术风采。戏剧内容深化

　　在安徽黄梅戏、徽剧、花鼓戏、泗州戏、庐剧等剧种的发展进程中，黄梅戏独树一帜，创作道路宽广无垠。从体裁上来看，黄梅戏从最初的采茶戏、黄梅调，到上世纪中叶发展至大戏，在改革开放之际，黄梅歌以及黄梅戏电视剧又走进千家万户，结合各类题材内容，民众普遍接受它、宠爱它的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新世纪以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频繁，黄梅戏也进行音乐剧模式的革新与剧本移植实验，如《贵妇还乡》《长恨歌》等，这为黄梅戏的体裁风格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经验。在黄梅戏现代化的进程中，音乐剧模式化改革积极有益，但远不止如此，黄梅戏进一步戏剧化(多层面、多维度)更为重要，戏曲的戏剧性和戏剧化是必然的属性与路径。

　　黄梅戏从采茶、小调、小戏发展至后来大戏、音乐剧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演绎的剧目大小不等、数量众多，内容题材风格涉及到田园情趣、悲凄爱情、浩然正气等。从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倾向上来看，主要体现为理欲之辩证关系下的具体表达。倾向于“理”的主要指社会伦理之规范，有利于社会和谐之构建。具体到黄梅戏音乐创作者主体角度，即不仅要为老百姓创作，更要以老百姓的身份属性来创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及时切合时代文化主题，切合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黄梅戏《江姐》《祥林嫂》《不越雷池》和《胡久根卸任》等。那么倾向于“欲”的则侧重于情感的抒发与性情的表达。人之社会中“感情”是重中之重，追求幸福、收获爱情则是永恒之主题，如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小辞店》《梁祝》和《孟姜女》等。在某种程度上，群体性(重“理”)与独创性(重“欲”)相辅相成、难以割裂。理欲之辨也就表现为人的情理协调之事，这些都是艺术的神圣使命。音乐本体扩容

　　从唱腔角度来讲，最初的采茶调和黄梅调仅仅是载歌载舞的民歌叙事化、谐谑化的一种小型歌舞。后来，腔调多元化、表演戏剧化使之成长为具有民间歌舞腔系统的黄梅小戏，经典代表剧目有《打猪草》《打豆腐》《夫妻观灯》《送绫罗》等。经过一代代表演艺术家、作曲家和剧作家的通力合作，通过吸收多种声腔、多种音乐音乐元素，黄梅戏成长为涵盖四板、三腔和杂调并具有综合曲牌体和板腔体音乐体式的成熟剧种，代表剧目可谓耳熟能详，如《天仙配》《牛郎织女》《女驸马》《孟姜女》等。当下继续革新发展，在吸收多种艺术元素的时代进程中，黄梅戏之树生命力愈加旺盛，还移植其他剧种、其他民族区域剧目，如《春香传》《贵妇还乡》等。但是，笔者认为剧种的地方属性与风格特质依然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重要因素，黄梅戏剧种与皖江方言区的协调化可持续发展值得重视。受唱腔音乐所支配，黄梅戏伴奏音乐从原来的打击乐到后来的管弦配乐，黄梅戏剧坛呈现出精耕细作的时代创演机制，剧作家、作曲家、演职人员以及舞美服装整个团队长期默契配合，这都为创演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时代精品打下坚实基础。

　　黄梅戏音乐的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应从方言和民俗中捕捉语感和乐感，应用于念白和唱腔中。戏曲音乐创作不能说继承了传统就显示不了个体的独创性，反而这种心系百姓民众而执守传统的作曲思维却能彰显出作曲家开阔的胸襟。创作理念重构

　　时过境迁，当下的创演群体不再是过去的“三打七唱”的小班运营，而是需要所有参加创作演出人员的即兴发挥和二度创作，为时代作品深入人心担起匹夫之责。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念支撑。勇于创新与守望传统的概念需要重构，传统并非仅仅留存于过去，也可在将来时，更可在现在时。简言之，传统就在当下，就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有道是，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但还有一种语境，就是不怕你想不到，就怕你做不到。有时候，当你做到了再去考量，或许会有一种新奇的理念油然而生。老戏到底是否老矣，判定是何等“病症”，是博物馆式保护还是“割头换面”大变革，抑或弃之不理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呢？笔者以为应重新多方位名实求证、评估，作出详实方案，在如何激活其生命力上多做文章，大力引导其回到群众的生活中来，流淌在群众的文化长河中去，甚至推动戏曲群众化传承、群众化享用，使之流行化。

　　在继承传统和发展创新的辩证关系上，应注意老一辈创演群体长期默契的演艺机制。老戏演员和乐队配置灵活，演员和演奏员有着综合的技能实力。无论演出场所条件如何，演艺方式基本归为如下三种：以演员为中心→司鼓→锣鼓管弦(主胡领奏)；以演员为中心→乐队指挥→管弦乐队；以数字化格式录音为中心→演员→简单辅助打击乐。在这三种演艺方式中，各有其优势，但为了有效地发掘戏剧表现力、激活演职人员的灵性，前两种依然是同仁们亟需珍视的。要使唱腔的催与撤、演员情感的收与放与音乐的张与弛达到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