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主流精神价值彰显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写照。它产生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更扎根在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的深处。

　　一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是广大文学艺术创作者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当然是聚焦亿万中华儿女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中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彭学明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讲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描绘优秀党员干部扎根农村贫困地区，带领群众攻坚克难，守护绿水青山，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还有全景式表现“蛟龙号”深潜器进行海试的长篇报告文学《蛟龙逐梦》，反映国产大飞机研制和试飞过程的长篇报告文学《C919，飞向蓝天》，歌吟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报告文学《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刻画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的电视剧《黄大年》、电影《黄大年》以及长篇报告文学《心有大我至诚报国——黄大年》等等，都是在深刻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变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

　　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主流精神价值彰显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精彩写照。它产生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又伏源于近百年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更扎根在中华民族厚重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肥沃土壤的深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夺人眼球的不仅是鲜明的当代造型和流行色泽，还有那透溢着坚韧勇毅格调的深沉历史底蕴和醇厚文化韵味。

　　二

　　当今一路高歌猛进气象万千的中国，是古老悠久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产生广泛而积极影响的“精神图谱”，从上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60年代的“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70年代的“红旗渠精神”、“小岗精神”，80年代的“改革精神”、“女排精神”，90年代的“孔繁森精神”、“抗洪精神”等，到新世纪以来众多“时代楷模”、“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会发现，尽管这些精神光耀于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闪烁在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身上，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一脉相承，彼此重合的。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坚毅顽强的奋斗意志、精益求精的钻研品格、敢闯敢试的革新追求、爱岗敬业的挚诚奉献、助人为乐的古道热肠等等，无不自始至终充盈弥漫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精神图谱的每个画面，在时代风轮的快速旋转中呈现并绽放出缤纷的色彩和耀眼的光芒。

　　古往今来，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数千年中国人推崇的正面人格形象；时代新人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培养什么样人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塑造人才的新目标——表面看，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似乎相隔遥远、差距较大，实质上，两者基本精神和内在要求是高度契合、颇为一致的。

　　综合时下权威解释，“时代新人”主要涉及五条标准，即有理想、明大德、强本领、勇担当、重实干。其实，这五个要求，古代先哲谈论君子人格特点时早有涉猎，并且不是浅尝辄止，泛泛而谈，而是响鼓重槌，反复申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君子之志于道也”(《孟子·尽心上》)，这不是强调君子要有理想有抱负吗？“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君子怀德” (《论语·里仁》)、“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象辞》，这不是把明大德作为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吗？“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这不是将本领和能力看作君子的基本素质吗？“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这不是肯定君子要有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吗？“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不是推崇君子要有奋发有为的实干精神吗？

　　当然，古代君子与今天的新人所处时空不同，各自面对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问题，需要以不同思路、不同方法回应和解答不同的时代课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两者在面对和处理不同时代的矛盾乃至云泥之别的时代难题时，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即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三

　　如此突出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的内在联系，自然涉及对文学艺术和人文思想领域里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认识及解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名句，多被解释为“周虽旧的邦国，其使命在革新”。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早就指出：此句意义与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尚书·康诰》“作新民”相联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镂刻于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浴盆之上，意为每天沐浴洗澡去除污垢，才能保持洁净清新；引申意为每日以德净心和润身，才能保持思想、言行、人生的纯洁、健康和兴旺。“作新民”是指使人每日反省，悔过自新。因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非说周朝脱胎换骨，革故鼎新，变成一个新的邦国；而是指“周朝虽为旧邦，命运却呈现新的气象”。宋代理学家程颐曾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这里所说的“新”，并不是对原有学问的抛弃和否定，而是指在旧有学术基础上的不断进步，有所拓展和深化。

　　纵观中国学术史，人文社会科学里谈论治国理政和思想道德的许多概念，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述，并且每个时代常常强调和宣扬自己与既往不同及相异的一面，但实质上，不同词汇和说法不仅意蕴一脉相承，而且内涵大同小异，并行不悖。譬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就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传统。它与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民本思想，不仅意脉相互贯通，精神也高度吻合。其他如崇尚清廉为政、勤勉奉公，倡导严于修身、俭约自守等等，莫不如是。为什么唐太宗怀念魏徵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为什么在社会生活疾速演进、今非昔比乃至发生沧海桑田之变的当下，我们仍强调继承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由古代延伸而来，现代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而漫长的古代不仅在时间上是千百个既往现代的累积，并且在知识文化上拥有无数经验和智慧的积淀。

　　人类社会发展，除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会发生彻底否定和颠覆既往理论及产品的状况外，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许多反映社会人生基本生存规律的理念及思想，往往并不会随着时代变迁或朝代更迭而失去意义，反而会伴随时间推移和历史检验透溢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我们之所以能够从古代经典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等中获得怡情明智、温润心灵的审美感受，其原因正在于此。人们之所以经常说鉴往知来、借古开今，也在于历史和传统中饱蕴着大量处理今天繁难事务的睿智和启示。

　　四

　　基于以上理解，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似应注意三个问题。

　　其一、不论是“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还是“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都不应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摄取时代表象，照葫芦画瓢式地描摹时代的五光十色和繁华喧嚣，而应真正走进生活这本大书的字里行间，在把握其宏大叙事的整体结构及情节走向的同时，透彻了解每个精彩片段和闪光字句的来龙去脉，既体察生活表层的显凸意义，又触摸生活深层的潜在意脉，写出时代华彩乐章的激昂旋律和动人曲调，及其内里所拥有和饱蕴的强大历史文化支撑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刻画新时代的壮丽景观和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应有深厚的历史意识、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在浓墨重彩表现民族新史诗和塑造人物新形象时，要让作品跻身文学史或艺术史佳作的行列而并无愧色。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但作为本应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自当取法乎上，心向往之。

　　其二、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主要是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人民的出彩生活表现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和多样性。那些精彩呈现我们民族灿烂历史和英雄人物的作品，那些出色展示中华儿女走出国门为人类和平和国家发展拼搏奋斗的作品等，同样可以突显我们时代精神图谱的光彩和色调。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在追寻康乾盛世由来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以曲折情节和生动细节表现主人公励精图治、反腐肃贪等故事，传达的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和肯定的价值追求。至于新时期以来大量描写中国人闯荡海外，包括表现“一带一路”历史和现实的作品，由于呈露当代中国人在异域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刻画了中华儿女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的民族性格，自然也是我们时代精神图谱里不可或缺的生花之笔。

　　其三、时代精神图谱展现的是一种超脱于个人精神状态之上的集体意识和价值认同，是我们时代普遍推崇的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和气象品质。由此决定，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精神现象，如消极厌世、悲观颓废等精神状态，不应在我们精神图谱里不同程度“霸屏”，成为推介和玩赏的对象。这不是说我们不能触及和描写客观存在的负面灰暗生活，而是强调文艺家要坚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即便披露和表现生活中负面因素，如尔虞我诈、沉沦堕落等等，也要高吟真诚善良、勤勉进取的可贵，写出世道人心的向背和人间正义的力量。这是生活本身呈现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演进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翻开二十四史，虽然间或总能看到阴谋不轨和冤屈血泪，但中华民族能够跋涉千难万险而生机勃勃地走到今天，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垒中，真善美必能战胜假恶丑。这是我们伟大民族能够不断凤凰涅槃历久弥新的大道至理，当然也是文艺家体验生活琢磨生活表现生活，描绘我们时代的精神图谱不应违忤的天地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