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商在杭州的主要经营行业是：
　　1、 盐业
　　两浙是全国著名盐场，浙盐贩销到各地。“五乡贾者，首者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徽商许光禄“用盐，贾武林。”朱介夫，“父性山，盐客武林。”吴钕拙，“其盐贾，三岁一更，则又徒钱塘。”汪道昆的先世，“自大父沆贾始宗盐，……世大父……徒武林，业起。”程长公，“以盐贾浙江。”江终幕，初从兄在钱塘为下贾，后经商青齐梁宋等地，发财后，“归而治盐钱塘。”叶道传曾官至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后辞官，客籍仁和，“隐盐业中。”也有盐商富了，声望提高，任祭酒。如程长公，“浙贾盐，……为诸贾人祭酒。”盐商在杭州聚居于贺衢，另有“徽州弄”，“地滨大河而近盐桥，有徽州盐商居此。”
　　2、 木业
　　徽州盛产木材，冬时砍木，待夏时河水泛涨，“寄一线于波涛巨浪中”，至浙贩卖，获利颇巨。其线路，“出浙江省，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西下，为力甚易。”如
“黄义刚，字养浩，……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叶明绣，“尝购木钱塘。”浙江严州府也是一个盛产木材的地方，靠近徽州，徽商也插手于严州的木材买卖活动。开化县“民间惟栽杉木为生，三四十年一伐，谓之拼山。”由于资金过大，非开化商人力所胜任，唯赖资金雄厚的徽商，“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已故户逋赋，然必仰给予徽人之拼木盈，而吴下之行货勿滞也。”
　　3、 典当业
　　徽商经营典当与晋商齐名，尤以休宁商人为最著，“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小说《浍园》写过一个名叫小韩的徽商典当的故事，“广开典铺，纵畜少艾，遂为杭州富人。”也有徽商在杭属塘栖镇上从事典当活动。在嘉兴一带经营典当就更多，“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居积自润。”
　　4、米粮业
　　杭嘉湖一带入名以来，由于广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变成缺粮区，每年需从湖广等地贩运许多粮食。徽州多山少田，也是缺粮区，而徽州的粮食过去是从杭州转贩过去。据《休宁赋役管解全书》记载，“徽郡仰给江浙，…….屯溪系一运销徽州六邑粮米总市，商牙凑集，米船络绎。”另锯《抚吴缴略》所记：“率由长江从镇江进口达杭过坝,由钱塘抵徽。”在杭徽米粮贩销中，徽商从事米粮业者亦众。万历间江浙缺粮打饥，“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徽商金某，在“浙涝田苗浸，或有窃高田苗种之，相争无几”时，遂购苗于“他郡归以遗争者。众大惭，乃止。“从以上二例可见，徽州米商几乎垄断了江浙杭粮食市场，而财力充足的徽州粮商，大都是从远方购粮以济浙粮之乏的。
　　5、饮食业
　　徽商除了经营大宗商业项目以外，对绳头小利的行业，如饮食茶馆业也不漠视。杭州为旅游胜地，游客不绝于途，饮食小吃也必不可少。在杭州城内有“徽州馆店“，所卖为颇具徽州风味的”小碗面“，每碗十八文，”上加肉片蛋皮虾仁等物，碗大味鲜，量浅者可以抵一顿饭矣。亦有素面店，小碗每十文，加上素丝点心，净素小菜面汤个二文。“
素称：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特产之一的杭剪“惟张小泉一家而已“。而张小泉始祖也是徽商，其祖张思家从黟县来杭，在城隍山下大井巷开一爿张大隆剪刀店。由于嵌钢技术精良，改革了过去锻打生铁成钢锋的工艺，该用嵌钢，然后选用质地细腻的镇江泥磨制刀剪，使剪刀锋利无比，赢得声誉。后传艺于其子张小泉，遂成为杭州名特产。乾隆时，张小泉剪刀曾擅名全国。
　　6、 长途贩运业
　　丝绸棉布多产于江南，苏杭为丝绸之府。全国各地都需棉、布、丝、绸。虽然经营棉布丝绸需较多资金，但此类商品轻便可以寄远，不易变质，所以徽商大多染指其间。小说《石点头》卷八《贪婪汗住院买风流》就写道：“却说哪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另一个侨居于钱塘后为盐商吴女拙，初亦”以贩缯起博平“徽商汪社生，则小本经营棉布买卖。”余正《癸已存稿》卷十五中记载一个徽人胡詹中，曾以杭州为据点贩卖盐、绢、茶而获利，后做玉器生意而折本。《海运新志》中也记载有徽商参加海上长途贩运“纸张布匹“，一直贩卖到了东一带。
　　7、 海外贸易业
　　杭州是一个港口城市，外港乍浦直通海外各国，徽商也热衷于杭州的海外贸易。如明代倭寇首领汪直、许栋，都先后经商后论为倭寇。万历三十七年浙江查获赵子命、沈云凤织造哈蜊斑缎私通暹罗、吕宋事件，其中就有徽商参与其事。徽商许二（栋）锯浙之双屿为剿，以杭州商品贩卖日本获大利，其“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杭诚歇客之家，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及布帛丝绵油麻酒米等物，无不资送接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4）明末距皮岛经营与朝鲜贸易的毛文龙，原系钱塘人，所招集的商人中也有”徽州朱相公“等人（《东江始末》）。徽商程钕概曾在浙江经营海外贸易，”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蕃舟贸易而返。“（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故处士程君墓志铭》）。
　　8、 徽商参与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徽商除了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到直接参与商品生产过程，可获巨利。据明人胡元敬云：“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数渊。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拼辏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所谓“开车”者，即是徽商把资金投资于丝织业，添置织机从事于丝织，这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种形式，表露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综上所述，徽商积极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动，在组织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财力，把商品输送到国内外各地。这对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杭州与各地的经济联系，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末清初，徽商开始注意渗入中小市镇中去，并开始投资于有发展前途的丝织业商品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进步现象。

　　三、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徽之富民尽家于仪（真）、扬（州）、苏、松、淮安、杭、湖诸郡。“他们之所以能在各地站住脚，是由个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徽商大都具有一定文化，能适应环境并发展其事业。徽州素为文献之邦，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地方，素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徽商不仅具有较丰富的商业知识，而且还有较丰富的地理等方面知识，他们较早地从环境熏陶了从商求富的观念，不同于一般商人。如徽商张翰，”淹负经史，……为士林所推崇。……（后）修故（商）业而息之，资日以饶。“又如汪道昆的祖辈，也都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商人。
　　有了文化易于接受新事物，有了知识则善于从各个方面去熟悉商务。《（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中曾指出徽商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地方，即：“善识低仰，时取于，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清人也指出：”黟人近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利，然其家居务俭啬，与贫瘠者等。“明清以来，徽人素不以商为末业，认为它是有”心计“者才可以为之。如江终慕，”翁生三岁而父卒，依兄奉母吴以居。时家祚中落，茕然无以生也。翁年十二三，即从兄屠酤里中。稍长，从兄如钱塘。其在钱塘，日坐肆中，售米盐杂物，兄弟服勤如初。而母甘旨常苦不克，翁乃叹曰：“丈夫当观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安能久为琐琐乎。遂辞其兄，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夏还钱塘，时已侠重资伟大贾。”他就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
　　其次，徽商具有不怕艰苦，无远而不届，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万历）歙志》云：“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真实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的描写,生动地刻划了徽商从商生财之道。第三,恪守商业条规,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唯利是图”、“贪财轻义”或“见利忘义”是一般商人的本质，徽商也难完全脱其臼，但有些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徽商，他们则注意恪守商业条规。如歙县王友权，“客居钱塘，悉友名硕，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故江湖推重。”鲍直润，“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峙，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地。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
　　第四，慷既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如，徽盐商汪廷俊，“慷慨好施，以缓急告之者靡不应。康熙中，浙遭闽变，道路流离，廷俊首先创捐，收赎子女，务使完聚。交友诚信，遇人过则情恕理遣。同舍生窃其金而去者，廷俊知其名，绝口不扬。时咸谓陈太邱之盛德，王彦方之长厚，兼而有之。“汪尚广，”客武林时，开商籍，浚远河，立义仓，修道路。“有如程绍文，”偕汪文演、吴云风，建崇文书院。“
　　第五，徽商善于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地方商人集团。随着徽商在杭州侨寓人数的增加，他们携亲带友，居住在一起。如在钱塘江畔就有一个徽州塘，此既“徽商登岸之所，即所谓徽州塘也“。他们还热衷于置义产、办会馆、公所/如叶道传，”创建宗祠于虎跑大路旁圣安山下，捐置盐券巨额，作为义庄，族党感德。“在候潮门外有”徽国文公祠，即徽商木业公所也，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在塘栖镇上也有新安会馆。这些会馆、公所具有同业行会兼同乡会性质，借以团结徽人，保护同乡同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