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代嘉靖时人程尚宽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载，到明代中期，新安的世家名族共84个，其中大多都有自己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诸如商学、理学、经学、文学、医学、艺术、篆刻、藏书等等，每一方面都有为数众多的世家群体。他们在各不相同的文化领域，志同道合，施展才能，守成创新，共成辉煌，形成了自成系统且各具特色的徽人贾道、新安理学、皖派经学、徽州文学、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工艺等，分别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

　　衡诸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原因：其一，血缘宗法制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宗法制的特点，社会成员都是以祖宗血缘亲情联结起来，又以嫡庶长幼的统系分别开来。互相之间既是尊卑有序，又是血缘一体；既肃穆威严，又温情脉脉。此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徽人的祖先多是来自中原世家宗族的遗民，他们迁到徽州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依然聚族而居，保持着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世家风气；加上徽州“四塞之地”的特殊环境，逐渐成为后来衰退了的昔日中原家族文化的典型和标本。其二，儒家思想的内在情结。孔孟仁学和程朱理学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的称号；朱熹本人更是地道的徽州世家出身，因此程朱理学又称为“新安理学”。徽州与理学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徽州士人的凝聚力和自觉感。自朱子之后，徽州士人多明义理，“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成为徽州士人修身、齐家的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至今在徽州境内，留存的各种节烈牌坊还比比皆是，由此可窥一斑。其三，商业资本的经济支撑。徽商的活跃和实力的雄厚是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现象。徽州文化世家大都建立在发达的商业经济基础之上。明清两朝徽州出身的名儒名宦，如许国、金声、潘珏、戴震、汪道昆、王茂荫等均是商人的后代。可以说没有徽商的经济支撑，就没有徽州的文化世家，也就没有今天的徽学。

　　与历史上一般世家大族相比较，徽州文化世家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完整的宗族谱系。徽州的世家名族最重视修谱，“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绩溪《盘川王氏宗谱·凡例》)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视族谱为经典，把修谱看作是家族内部的一件盛事，至重至隆。每一族谱都包括了“始迁祖”以来的所有家庭成员，由源而流，本末一贯，形成了丰富、完整的族谱系统。仅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载，该馆馆藏427部族谱中，徽州世家的族谱就占了一半以上，殊为可观。

　　二是发达的教育事业。徽州士人普遍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修身、齐家第一要紧的事情。“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绵世泽莫如积德，振家声还是读书”，这些徽州古民居的楹联充分说明了对读书的重视和期望。徽州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除了官办的府学和县学，还有宗族或士绅们建立的私塾、社学、书院等各类学校。至于学校的教师，必择方正饱学之士，并为此而不惜资力。绩溪《金紫胡氏家谱》言其家“诲其子必千里求师”。于是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徽州府籍的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许多世家名族往往科甲蝉联，朱紫盈门。如婺源坑头的潘珏一门有明一代就出了十多位进士，其中四位又官至尚书，故后人誉之为“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

　　三是辉煌的学术成就。徽州士人进学修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求功名利禄的仕宦或营商，还在于能够自觉地以担当、传承和弘扬学术为己任。他们或利用书院、文会的组织研讨讲学，或潜心隐居著书立说，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著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徽州世家名族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表现。以清朝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为例，这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文化建设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书收编著作总数3461种，其中徽州一府士人的著作就有197种，占收编著作总数的1／18，超过当时州府平均数的十多倍，也超过了大多数行省的著作数，成就辉煌。这些著作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四部”的所有领域，其中又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显示出了浓厚的学术特色。

　　徽州士人的学术研究最重世代的家学传承。有言曰：“学传三代，方称世家”。徽州文化世家一般都有三代以上的家学传承，有的更是代有薪传，学者辈出。比如黟县西递的明经胡氏就是著名的《易》学世家，宋元期间先后出了7个理学名儒。世称“七哲名家”，对于辨明、推阐朱子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又如歙县呈坎罗氏家族累世业儒，即述且作，在经学、文学及史志学方面留下了一大批传世之作。其它还如绩溪金紫孔学世家、歙县汪氏文苑世家，以及众多的建筑、篆刻、藏书、文房等工艺世家。他们一代代子承父志、薪火相传，踵事增华，从而成就了一个个各具特色又自成体系的文化世家，也成就了徽州文化称于天下、历久不衰的内在的学术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