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由于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淮河流域文化则因史初未形成强势而常常被忽视。自上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对淮河流域文化日益关注，近年来提出“淮系文化”的观点。研究表明，淮系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淮河中游的安徽，曾在灿烂辉煌的淮系文化中，留下深深印迹。

　　安徽地处华东腹地、淮河中游，连接着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既是旱作和稻作的过渡区，又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交叉、碰撞和融合的主要舞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聚集地。 “从已发掘的贾湖遗址、双墩遗址、凌家滩遗址看，应是中华文明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大博物馆馆长、教授张居中说。

　　目前，国内最早的水稻遗存可上溯到1万年前，而江淮地区的稻作文明可追溯到7000年前。在距今7300年至7100年的蚌埠双墩遗址中，就发现了淮河中游最早的稻作遗存，5000年前的蒙城尉迟寺遗址则是皖北早期农业遗存的典型代表。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淮河流域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传播而来。“但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淮河流域稻作农业与长江流域有可能是同步产生并发展的。 ”张居中介绍，长江流域对野生稻的采食可能稍早于淮河流域，但早在5000年前,淮河中游已早于长江流域实现粳稻特征的定型化，并可能是粳稻初始起源地之一。

　　在江淮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普遍出土有石刀、蚌刀、蚌镰等农业生产工具。无论是时间较早的蚌埠双墩、定远侯家寨遗址，还是时间相对较迟的霍邱红墩寺、蒙城尉迟寺、含山凌家滩遗址，均发现水稻遗存。值得一提的是，双墩遗址发现大量以丽蚌为主的蚌壳；侯家寨文化层中出土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有猪、鹿、狗等13种；尉迟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的最为完整的聚落遗址之一，出土生产工具400余件。这些发现说明，5000年前的淮河中游地区，水稻已广泛种植，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

　　丰富多彩的原始符号，是史前淮系文化的另一亮点。 “淮河中游的原始符号，已具有象形、喻意、记事、记数等功能，具有早期文字的雏形。 ”张居中介绍，蚌埠双墩遗址除出土了石器、蚌器和骨、角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外，还发现633件刻有原始符号的陶器或残片，出土的符号数量目前在国内史前遗址中最多，种类达59种，更是超过了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虽然淮河上游的河南贾湖遗址，曾发现8000年前的刻划符号，但数量上比双墩要差一大截。

　　“这些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经过几千年发展，对后来甲骨文乃至汉字的最终形成可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居中说，这些符号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淮河中游文化的发达程度，同时也表明当时的人们生产、生活和思想意识已需要通过文字雏形(即刻划符号)的形式来交流。原始符号的诞生，既是生产生活的需要，也表明淮河中游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道法自然，龟贯古今。淮河流域还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龟卜系统，其与长江流域签卜、黄河流域骨卜系统交叉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淮河流域龟甲出土最多、时间最早的是河南贾湖遗址，但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内装式盘和玉签的玉龟，折射出祭祀文化甚至礼制文化的萌芽。 ”张居中特别提及，5300年前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背腹甲之间夹有一块玉版，上刻有方位符号，周边还刻有23个圆孔，玉签筒与玉龟更是同出一墓，这反映了凌家滩占卜文化已将龟卜和签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已相当成熟。 “淮河流域是史前龟文化的繁盛之地，也是后世龟文化的重要源头。 ”张居中说，从文化的流变来看，淮河流域的用龟传统曾影响了商民族，使龟灵崇拜和龟甲占卜的观念被商文化所继承，这是淮系文化的重要贡献。 “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龟卜系统与签卜系统相融合，成为后世最通俗的占卜方法，并已流传5000余年，如今仍在民间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