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事实上，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地方，那里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

　　　靠儒道称雄商界

　　贾与儒密切联结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明朝时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二者区别不大，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贾而好儒”的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晋商与徽商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晋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晋商没有徽商那样重视读书、爱好儒学。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必须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以儒术饬贾事”，往往获得成功。晋商不好儒学，文化知识有限，商业经营大受影响，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呢?

　　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总裁史玉柱在早几年，可能是中国亿万富翁中文凭最高的人物之一。其实，他更是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的背后是一块有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亦贾亦商的故土。史玉柱说过：“我感受到现代商界最有前途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改革初期占尽天时地利的渔民、农民和一些个体户。”有人说：改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象，自史玉柱开始。

　　安徽新一代儒商中出类拔萃的代表还有董明珠、张近东、王传福、吕向阳等人。董明珠是芜湖人，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是“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企业家”。2004年荣膺《财富》“全球商界女强人50强”，2004年家电业十大风云人物第二名。

　　　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这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

　　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

　　歙县雄村曹家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都做到一品尚书，曹氏父子发达后，他们的父祖都受到朝廷的封赠，被称为“四世一品”。因为曹振镛做过清道光皇帝的老师，他的家族便控制了两淮盐务，牟取暴利。这是一个腐败官僚的形象，可在他的家乡，依然备受推崇。

　　隋唐以后，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官员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同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突破口，为徽商攀援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的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商业城(600306,股吧)市，商品经济发达，同时也是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还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

　　从上述可以看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无商不奸”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形象的生动写照，但徽商则信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高举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信守契约等基本道德，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因而在生意场上左右得利，处处受益。

　　为了一个“诚”字，徽屯老街“同德仁”这家制售中药材的百年老店，在炮制特色名药“百补全鹿丸”时，该店每临秋末冬初都要举行“虔修仙鹿”仪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让众人现场监督鹿丸制作的全过程。

　　为了一个“信”字，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批墨锭不符质量要求，老板胡开文发现后立即令所属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销毁。

　　为了一个“义”字，休宁商人刘淮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乘时获得”，他却说，能让百姓度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减价售出，还设粥棚“以食饥民”，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渐兴隆。

　　发财不忘乡邻，惠及故里，奉献社会，也是“义”的表现。清初歙县大盐商江演致富后捐银数万两，开通绩溪镇头到孔灵约30里路，又捐巨资疏浚扬州河。一朝事业有成，就要实现造福社会的目标，这是儒家思想倡导的最高境界。

　　安徽籍名人胡适曾以“努力做徽骆驼”勉励友人，这是对徽商品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赞誉。人们以“徽骆驼”和“绩溪牛”来比喻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