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评论安徽人精神尤其是徽商精神时，总会提及“徽骆驼”精神。追溯其源，史籍表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盐业、典当业、土产杂货业等绝大多数为徽州商人掌控，当地居民称这些行业的头柜朝奉为“徽老大”，因“老大”与“骆驼”在江南方言发音中同音，徽州商人也由此得到了一个“徽骆驼”俗称。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最是吃苦耐劳、勤恳努力，有着敬业、执着、拼搏、坚韧、进取等优秀品质。人格化的骆驼，更是给人以一种不畏道路艰险、忍辱负重、长途跋涉、富有进取开拓精神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徽骆驼”精神密不可分。到了近现代，经徽州籍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宣传，徽州商人的创业精神被称为“徽骆驼精神”而享誉四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中解释“徽骆驼”的辞条是：“徽州不产骆驼，比喻徽州人为正义奋斗，宁死不屈的性格”。

    “徽骆驼”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艰苦创业、忍辱负重的精神。古代徽州地少人多的严酷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在异乡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二是时时处处怀揣捕捉商机、果断精确决策的市场观。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而改变经营策略，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钻天洞庭遍地徽”，便是明清时期徽商驰骋商场的真实写照。三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恪守以义取利，遵守“诚实守信和真不二价”的诚信观。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特别讲求诚信经商。四是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徽商的团结协作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在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精神。这种和气生财、互惠共赢的局面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在团结协作中，徽商还推崇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才的人才观。王茂荫有一句警句：“有资本巨万，偶非用人，不数年而覆者矣。 ”称雄三百年的徽商无不把人才的追求当作头等大事，从而为商帮不断增添活力。五是勤俭持业、持家的勤俭观。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 《肇域志·徽州府》中说：“新都（即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 ”勤俭包括勤和俭两层含义，勤是勤劳，俭是节俭。勤劳主要指体力、脑力的付出，俭主要指享用钱财的态度。 “致富思源”，大多数历经艰苦创业的富商大贾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在徽州古民居中至今仍能看到众多“勤俭治家”的家训，便是明证。五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多徽商发财致富后，自觉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虽然他们自奉俭约，克勤克俭，而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在古代徽州，从乡村建设、铺路架桥、水利设施到地方教育、文化传承等等，无一不是徽商回报桑梓、鼎力资助的成果。

    “徽骆驼”精神是徽州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安徽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骆驼”精神作为安徽特有的地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特质，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从商业文化的视角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重要成就的今天，面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传承和发扬“徽骆驼”精神，不仅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而且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应有的商业文化的有益养料。当代徽商仍然需要艰苦创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要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善于捕捉商机，果断精确决策；要坚持以义取利、诚信经商，自觉维护市场经济良好秩序；要发扬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开放合作，抱团共赢；要讲求勤俭持业和持家，培养好新一代徽商，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注重回报社会、造福桑梓，切实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

    安徽既有历史上的“徽骆驼”精神，更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涌现出的改革创新精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三个强省”和美好安徽的进程中，发扬徽商的“徽骆驼”精神和以“大包干”为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