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明清；徽商；惠而不费

摘  要：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徽商以“惠而不费”观念指导创业守成，主要体现在勤俭创业、富而不奢、经世济民三个方面。“惠而不费”观念对徽商的事业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迹和壮大，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徽商挣脱封建束缚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最终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衰落下去。

 

“惠而不费”出自《论语·尧曰》，当子张问孔子何为“惠而不费”时，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1] 这原本是子张问政，孔子提出的对从政人员的要求,而不少后世商人则将之转化为创业守成的依据。也就是在经济效益上，他们主张能够获得实利而不多浪费钱财；在消费上，主张能够施惠于人而自己却无所耗费。明清时期，无论是积累还是消费，就绝大多数徽商而言，他们主张“惠而不费”。那么明清徽商是如何落实“惠而不费”的呢？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勤俭创业、富而不奢、经世济民三个方面。

 

一、  勤俭创业

 

徽商的“惠而不费”首先表现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克勤克俭。勤俭，千百年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勤不得，不俭不丰”[2]，勤与俭是积财之本，是致富之道。大多数徽商都是勤俭创业的，他们信奉“非勤俭不能治生”。顾炎武在《肇域志》中谈到徽州何以多巨富时也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3]徽商的勤俭起家主要体现在辛勤创业和俭朴生活两个方面：

1、辛勤创业

徽商之勤，天下闻名。徽商之勤，首先体现在他们不畏艰险、富有进取冒险的精神。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水航陆辇，山负海涵，转贸而行四方，名都会衢，诰穰巨丽，下致绝陬遐聚，险昧幽阻，足殆遍焉”[4]。万历《歙县志》亦言：“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以至民间有“无徽不成镇”的俗语，又有“钻天洞庭遍地徽”[5]之谚。明嘉靖间歙县商人许尚质“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又“西涉夜郎、牂牁、邛笮之境”。晚年时，他感慨地说：“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岩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6]。如果没有一种顽强刻苦的奋斗精神，徽商是不可能克服经商路上的种种艰辛，从而足迹“几遍禹内”的。徽商经营的行业也极广，“其货无所不居”。“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7]另外，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粮、布、丝绸、瓷器等等工农业产品都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徽商的这种勤奋开拓的精神是其他商帮所不及的。

其次，徽商之勤，还表现在他们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8]明歙县商方文箴，“甫受室，母属之商游，遂往来贩易于嘉湖之间十余年。贾辄不利，赀亡耗过半，……晚乃贾于常熟，卒用以饶。”[9] 明祁门商程神保，“甫卯从其父贾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与庸保杂作习贯如自然者，至握算，驵侩莫能难也”。后失资，其妻李氏“以蚕织簪珥助之，得三十金，贾峡江，贾闽，贾楚”，皆不利，“而走南海，市海错往来清源、淮扬间，复如楚，资用复饶”[10]。他们长年累月，跋山涉水，不停奔波，“通常三岁一归”[11]，甚至有“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12]。没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2、俭朴生活

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必须结合，才能肥家致富。徽州历史上民俗素来以俭朴著称，其家居“为俭啬而务畜积。贫者日再食，富者三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家不畜乘马，不畜鹅鹜。……女人犹称能俭，居乡者数月，不占鱼肉，日挫针治缝纫绽，……”[13]。徽商在创业过程中，在生活消费方面都是十分俭约的。俭，使他们能够不断积累财富。如明末歙商程致和“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凡廿年而业振”[14]。歙商程善敏，弃儒服贾，“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同甘苦，克俭克勤，……未几而家温食厚，享有素封之乐”[15]。明休宁商人汪岩福“务为节约，与家人同艰苦，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脱粟之饭，身自甘之。……贾浸浸大起”[16]。休商张东瀛，“俭约起家，……业日隆隆起也”[17]。清绩溪商汪可越，“自少壮游江北，……又性节俭，甘淡泊，饮食服御，宁不如人，惟孜孜勤苦于栉风沐雨中炼成一生事业。”[18]明代婺源商人李大鸿曾说过：“闻贾由积纤而钜者，未闻委约趋侈而不反丧故业者。”[19]此语明确道出了俭约与否于事业成功的巨大关系。明代程春宇编写的《士商类要》既是一部综合性的商业教科书，又是徽商经营经验的总结。其中的《贸易赋》一篇就提出了“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本”。在《买卖机关》一篇中更具体指出做到俭：一要“临财当恤”，“银钱堆积目前，亦宜斟酌出纳”；二要“量入以制出”，“迷蒙不问所进若干，尽其所有而用，更无稽考，不怀畏惧，此为必败之道”。由此足见徽商对俭的重视和提倡。

 

二、  富而不奢

 

徽商的“惠而不费”还表现在致富守成阶段能够坚持消费有度，反对奢侈浪费。不少徽商的勤俭创业都达到了事业成功的目的，他们之中“挟一缗而起巨万”者比比皆是，正如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20]其财力之雄厚可见一斑，所以有“徽州富甲江南”[21]之说。一个人在穷困时做到节俭并不难，难的是在经营致富后，仍保持俭朴本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22]勤俭，不仅是创业的法宝，也是持家守成的法宝。大多数徽商富裕后都能做到消费有度，主张黜奢崇俭。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自奉俭约

不少徽商能够身体力行，做到虽富犹朴。明歙商吴荣让资产巨万，“居常衣大布衣，饭脱粟，比厮养之最下者”[23]。歙商汪前峰，“虽岁万息二千，而一緼袍十许年不易，至手洴澼絖，沥粮之饭，瓜瓠之羹，众以为矫，弗顾也”[24]。明代歙商汪伯龄经商致富后，“顾独摄敝衣履，终身不鲜”[25]。绩溪章必芳经商“不数年，增资累万，勤俭不改其初”[26]。祁门商倪炳经“少承父业，窑栈云连，畎亩鳞接”，但他仍然“守以淡泊，布衣暖，菜根香，俨然一寒素子”[27]。清代歙商鲍士臣以廉贾著称，皇赠奉直大夫，“尝曰：‘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以故终其身衣服饮食之奉无所加其旧。……”[28]。 清初婺源商人潘元达，“经商吴楚间，以信义著，至获数倍息，家殷富，自奉俭约，而解衣推食……”[29]。徽商经营致富后自奉俭约的例子举不胜举，他们在商业有成，“家业隆起”以后，不追求物质享受，依然节俭如故，不夸富斗靡，因此节约俭朴在徽商中蔚然成风。歙县一带“家居务为俭约，大富之家，日食不过一脔，贫者盂饭盘蔬而已。城市日鬻仅数猪，乡村尤俭。羊惟大祭用之，鸡非祀先款客，罕用食者，鹅鸭则无烹之者矣”[30]!

2、以俭相戒

许多徽商都注意教育子弟要节约。富家子弟如果平时锦衣玉食，生活优越，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很容易沾染上种种恶习。不少徽商都将节俭载入家法、族规，用以规范家族子弟。如《茗洲吴氏家典》明确规定：“子孙以理财为务者，若沉迷酒色，妄肆费用，以致亏陷，父兄当核实罪之。”《华阳邵氏宗谱》的家规中有载：“财者难聚而易散……吾宗子弟当崇俭。”徽商子弟“青衿士在家闲，走长途而赴京试，则裋褐至骭，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闻之则皆千万金家也”[31]。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下，徽商子弟大多质朴无华，能够继承并光大祖业。

犹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在扬州业盐的徽州大盐商，不仅自己不仅自己持家俭朴，还能对别人施以积极的影响。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32]”。鲍志道在扬州业盐，身任总商二十年，是商场中的头面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也时刻影响着其他人。在他的影响下，扬州“侈靡之风至是大变”。

诚然，明清时期有些徽商，尤其是盐商的奢侈骇人听闻。但这种奢侈往往是出于公关的需要。正如康熙《徽州府志》所云：“当其（徽商）出也，治装一月，三十里之外即设形容，袨新服，饰冠剑，连车骑，若是者将以媒贷高赀，甚至契领官货[33]”。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奢侈无度只是少数极其富有的大盐商的行为，他们不能代表盐商的全体，更不能代表整个徽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理财家、清代大臣王茂荫总结徽商的经验时说过：“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善任，非是则败。”[34]其中道出了俭约是创业守业的一个必要条件。

 

三、  经世济民

 

徽商的“惠而不费”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仁心济世方面。徽商不仅善于聚财，而且善于散财。他们大力提倡因义而用财、仗义疏财。明歙商许尚质曾戒其子曰：“夫人所为欲富厚者，谓礼义由之生，且有以用之地。既不能用，则雇反为财用耳。”[35]在许尚质看来，将财富用于礼是善于用财，因此，他主张要因义用财，不应该吝啬。不少徽商致富后，都能够爱国济民、回报社会。这样做，同样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1、捐资报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核心，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这种崇高美德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恒的主题。明清徽商也具有这种伟大的爱国精神。在国防安全方面，当明代东南沿海倭寇猖獗之日，徽商有的捐资募勇守城，有的疏财助饷。明代大学士许国曾说：“曩东南诸郡，缮兵筑城，所籍客户，十九皆徽。”[36]可见 ，徽商曾为明代的抗倭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其他施工建设方面，徽商更是不遗余力捐助以解政府财力方面的困难。万历年间，因为国家兴作，鸠工征材，资金不足，歙商吴时佐“率诸兄弟上钱十万，天子旌之，一日而五中书之命下，殆富而益之贵者乎?” [37]此外，徽商还积极响应政府的倡议，热衷于对灾荒的捐助和赈济。嘉靖庚寅九年（1530年），秦地发生旱蝗之灾，“边陲饥谨，流离载道”，正在榆林经商的歙县盐商黄长寿“输粟五百石助赈，副都御史萧公奏闻，赐爵四品，授绥德卫指挥佥事”。黄长寿却说：“缘阿堵而我爵，非初心也。”“谢弗受”。[38] 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扬州发生水灾，歙县盐商汪应庚捐银六万两，“奉旨：著加恩议叙”。 [39]徽商捐资报效政府，表面上看起来是损失了不少银子，但朝廷往往会对他们援例授官。这就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也为其经商提供了政治屏障。正所谓“移家为国，庶几以不利为利乎。”[40]

2、仁心济民

徽州富商大多敦睦亲邻，广济博施，他们赈济贫弱、济行旅、拯覆弱等等，这类义行在明清方志、文集中记载甚多。明祁门商人胡天禄对“族之婚者、嫁者、丧者、葬者、婺妇无依者、穷民无告者一一赈给”[41]。清雍正间歙商黄以正“赈饥、弛逋、助葬、定婚、施棺、掩骼、设渡、修桥，数十年力行不倦。”[42]清歙商鲍漱芳“家居敦本尚义，修里社、筑水堨、置义学、修新岭、修王干阳溪清水塘丛山关诸道路，益惠济堂义冢地，周助婚葬，义行不可枚举。”[43]此外，无论是灾年还是丰年，不少徽商都能心系百姓疾苦，不抬价或减价，不赚黑心钱。明代嘉靖癸卯年，溧水一带“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休宁商人程锁）独予，平价囷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44]清代汉阳大饥，休宁商吴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悉减值平粜，民赖以安”[45]。

徽商的“惠而不费”观念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儒风绵绵的文化环境对徽商影响至深。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就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徽商一直把勤俭作为经商持家的重要规范。他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不畏风险。儒家倡导“均无贫”的分配观，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此，儒家尤为强调恤贫、赈穷和救荒的经济政策。《孟子》、《周礼》中就有许多关于恤贫和救荒的规定。徽商受此影响，坚持因义用财，以造福于社会。他们“虽居市井，而轻财重义”[46]，“居商无商商之心”[47]。清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更是用泉、流之喻论证了因义用财的必要性。他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又说：“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且家乎！”[48]他对狡诈生财者、奢侈生财者、吝于用财者都作了批评，因为他们不懂“生财有道”，自塞财路。这里也同时体现了徽商因义用财，是为自己做“广告”，以谋取更大利益。徽商热心公益事业、造福社会的行为，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徽州大儒汪道昆曾说：“良贾何负宏儒！”[49]以“徽骆驼”精神致富的徽商，将自己用心用力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造福国家、百姓的公益事业，塑造出了良好的商人形象，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徽商的这种“惠而不费”的观念和行为，与其说它是一种义举，不如把它看成是徽商的一种精明的投资。“受惠者众，而名日高，商业日盛，家道日隆。”[50]它对徽商赢取商德口碑乃至于顾客，对扩大商人以及整个商帮的知名度并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对徽商商帮的商业扩张阻力的消除，为其商业的进一步拓展和更多商业利润的获得，都发挥出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肯定徽商的“惠而不费”的积极影响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它的消极影响。儒家强调人伦孝悌，注重伦理道德，而轻视物质财富；注重家庭、家族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而轻视个人的利益；注重平均分配财富，轻视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这一系列思想的影响下，徽商在经营致富后，不是把资本投入到扩大经营和扩大再生产上。他们要么把大量资本投入到捐输和报效上，要么置祠产、族田、办义学，要么赈灾济众、修筑道路、兴修水利等等。这样一方面分散了徽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本，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了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加强了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也更为牢固，不能成长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它只能和封建主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综上所述，在“惠而不费”观念指导下，一方面，徽商用自己的勤俭、智慧，创造了巨额财富，富甲一方。他们乐善好施，既造福于百姓和社会，又使自己名利双收，迅速发展壮大。明朝中叶，徽商已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至清朝，徽州商帮更是跃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前后保持数百年不衰。徽商的发迹与成功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惠而不费”不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吗？另一方面，徽商始终不能挣脱传统封建思想的枷锁，他们的经济活动始终不能摆脱儒家伦理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使得徽商的经营不能成功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这也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