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徽州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的浓缩，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明清文化的代表。

一、多元因素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徽州文化产生

    徽州行政区域始于秦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在这个地区只设黟、歙二县，并未设郡，说明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山越人生存的偏远山区，尽管境域广阔、山峦起伏、江河如练，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黟、歙二县地域很大，具有州郡规模，实际上为后来设徽州府预留了空间。

    徽州古代土著先民属三苗族和古越族。早在秦代，朝廷驱赶越人进山。汉末三国时期，本地居民被称为“山越”，当时孙吴征服了山越。秦汉之后，中原战乱频仍，北人陆续南迁。中原人口南迁有三次高峰，即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和北宋靖康之乱的北方人口南迁。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徽州府属六县共有217489丁，约80万人口。当时黟县西递村有“三千锅灶三千丁”之说。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中原财富、中原人才、中原文化、中原社会关系、中原道德民风，对改变本地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徽州是中原“飞地”，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再说得确切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楚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如果说得全面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国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徽州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高于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徽州则是中国北方和南方传统文化汇合节点。南宋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靠近了徽州，使得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开始加速发展。自唐代以来，徽州进士共有2297名，其中以宋代为最，于此可见一斑。

    朱元璋决战陈友谅时以徽州为大本营，由于朱元璋祖籍徽州，又求贤若渴，登门拜访徽州名士，以朱升为代表的徽州各界人士坚定地支持朱元璋，出奇谋、划良策、冒流矢，招揽刘基、宋濂等“浙东四贤”，为推进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初在南京建都后，将徽州划为直隶州，直接受朝廷管辖。自此，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徽州从秦代远离中心，到南宋靠近中心，再到明初成为朝廷直系，中心地位越来越高了。徽州发韧于秦，兴起于宋，鼎盛于明清，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程颢、程颐与朱熹的学说，形成了“程朱理学”。二程治学于前，朱熹集大成于后，最得孔孟真传。南宋以后，朱熹理学被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支柱。朝廷举行科考，朱熹的学术著作是必考科目。朱熹穷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与治学，提倡“读书穷理”。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其徽州学子又多，加上徽商鼎力支持，捐资办书院、兴义学，徽州儒学教育遂成为全国模范，“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歙县瞻淇村有条老虎巷，不是说那里真有老虎，而是村学的诵读之声胜于虎啸。徽州教育之兴盛，不只有赖于朱熹理学和徽商。早在元代，由于徽州人属于南人，社会政治地位很低，于是徽州有识之士就在家乡兴学校、建祠堂、修家谱，管理家族，培养人才，为后来徽州之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明清徽商在全国独领风骚300余年。徽商实际上是儒商，他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做生意，“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是做大买卖的人文基础、成大气候的先决条件。徽商崛起之所以出现在明初，是因为朝廷实行并调整了盐业开中制。明政府为了巩固北部边防，让商人把军需运到边境，换取盐业经营权，经营盐业可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由于山西、陕西一带商人占据地利，成为最大受益者。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朝廷调整开中制，允许商人在两淮、两浙产盐地区直接经营，于是徽州商人捷足先登，迅速称雄中国商界。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歙县商人占了一半。时代变迁、徽州文化、朝廷政策与艰辛创业，造就了徽州商人。徽商在鼎盛时期，活动范围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在中心区长江流域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足迹还远涉日本、泰国，乃至欧州。

    北方人口几度南迁，使徽州成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而徽商在全国乃至海外范围经营，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继而又把全国各地文化和海外文化之精华带回徽州，徽州文化的空间更大，层次更高，密度更强，内容更丰富，境界更升华，代表性也更广泛。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徽州文化正是如此。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了徽州文化产生。彼此关联、血脉相通、自成一体，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徽州人民之所以创造出徽州文化，这是因为徽州人民的文化水平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前沿。徽州人无论做官、治学还是经商、学艺，几乎都有达到当时最高水准的代表。在《辞海》单列条目中，徽州人物有51位，列全国各州府之首。朱升是明朝开国功臣又是学者，许国是明万历内阁重臣，曹振镛是清嘉庆体仁阁大学士，朱熹是孔孟之道的传人，戴震是著名的天文、算学、地理、哲学和文字学家，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被称赞为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汪机是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程大位的巨著《算法统宗》带来一场中国古代计算方式的革命，渐江是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罗聘、汪士慎被艺术界列入“扬州八怪”，张曙是人民音乐家，黄宾虹是蜚声中外的艺术大师，苏雪林是两岸知名的学者与作家，罗愿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修成《新安志》10卷为中国现存最早版本之一，赵吉士出任徽州知府后续修《徽州府志》是为研究古代徽州不可多得的文献，胡天柱是 “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王致和创办“王致和南酱园”名扬京城，王魁成、谢正安、余干臣、胡元龙分别是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祁红的创始人。在社会各界，几乎都有徽州的代表，这些代表性人物多为无出其右的巨擘。

    徽州人才辈出，归功于教育。徽州教育，以人为本，以塑造人为核心。徽州教育是全方位的教育，学校教育、家族教育、社会教育、环境教育、传统教育、伦理教育、榜样教育、自我教育，合而育人。在徽州，府学、县学、社学、私学、书院林立。随处可见的祠堂、牌坊，虽有彰显功名富贵之意，但都有教育后人之心。数以千计的村落民居，从建构设计到每一幅雕刻、每一副楹联，几乎无不具有励志、修身、处世、进取之意。人在徽州，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教育环境之中。这样的教育环境，身教言传，潜移默化，把徽州文化融入到了徽州学子乃至徽州人民的血脉之中。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人生徽州，能不成才？徽州文化不仅借助于客观传承，更在徽州人的主观传承，在徽州人的血脉中传承。这样的教育，使徽州人成为徽州文化人。中国传统文化浓缩于徽州文化，而徽州文化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讲的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也许正是这种徽州教育实践的总结与发挥。

    我们今天研究徽州文化，弘扬徽州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培养品德优良、学养丰厚、勇于实践、不懈奋斗的年轻一代。

三、珍爱保护徽州文化，让徽州文化贴近人民

    古代徽州给我们留下了丰厚而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最好的方式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徽州历史文化遗产，是政府和人民的责任。徽州历史文化遗产几乎给我们展示了千年徽州历史全貌，就像一幅古代徽州社会图。我们要像珍爱千古名画那样保护徽州。任何艺术大师，都不能在千古名作之上妄添一笔。同样，我们今天不能在古代徽州人民绘就的这幅伟大作品上轻率地 “画蛇添足”、“狗尾续貂”。保护古徽州，建设新黄山，必须保护第一、建设第二。我们要努力保持这幅伟大作品的徽风古貌，保护属于中华民族的徽州家园，这是对祖宗负责、对子孙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类文明负责。

    在保护徽州文化的同时，要让徽州文化贴近人民。今天，慕名造访徽州的人们越来越多。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可能只是走过徽州，并未走进徽州、认识徽州、理解徽州。古代徽州留给他们的记忆，可能是一幅模糊的散落在山野之间的水口、村落、祠堂和牌坊；至于什么是徽州文化，可能未得要领。我们应在游人所到之处，增加有关解说徽州文化的文字和图片，把恢宏繁富的徽州文化简要明白地呈献给中外游人，让今后的游人不再是仅仅“到此一游”，还要把专家学者研究徽州文化的累累硕果，从书斋里搬出来，与徽州文化遗产融为一体。不仅要让人们看到静态徽州，还要让人们看到动态徽州。

    保护徽州文化、研究徽州文化、展示徽州文化、弘扬徽州文化，是政府、学者、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责任。今天是我们的责任，明天是子孙的责任。不管责任多么重大，我们都乐于担当、勇于担当，毕竟徽州不仅是徽州人的徽州，更是全人类的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