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污染防治

    加大生态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比重，建立健全基层环保工作网络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但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雾霾频频来袭、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

    王炜委员认为，目前对各地市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方面指标比重偏小，难以通过目标考核对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有效的引导。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就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相较于环境改善，一些地方更重视GDP增长，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上未能做到平衡。 ”颜事龙代表建议，加强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绩考核，加重政府责任。如果发展经济导致大气等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就应该追究政府责任。

    如何驱散雾霾？代表、委员纷纷支招：科学分析成因、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强制落实减排计划、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惩环境违法企业等等。目光投向农村污染防治，徐秀莲代表认为，农村农药包装袋、农药废弃物、农膜等无法降解的垃圾越积越多，农村垃圾已呈现毒害化发展趋势，因此亟须探索建立农村环境卫生管理与环境治理长效机制。

    孙学龙委员认为，目前环保部门没有乡镇一级的基层工作网络，而生态建设的细胞工程，即生态村、生态乡镇的创建就在基层。从现状看，各地抓农村环保和生态建设，无固定人员、无编制、无经费现象普遍存在，市县环保机构人才、设备等也相对不足，省级层面应考虑建立健全基层环保工作网络。

    关键词：节约集约

    提高绿色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保障土地生态安全

    如何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王炜委员建议，以公共机构为重点，逐步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探索节能量、节水量指标交易体系和信贷环保审核制度，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信贷发放，通过贷款贴息，为绿色企业技术研发、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循环经济等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贷款，鼓励这些企业实施有效的环保措施。

    “逐步提高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碳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吴金山代表认为，要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能耗项目进入园区，并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着力解决发展不好、发展不优等问题。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保障生态安全，特别要强调对具有生态功能的农用地的保护。目前，我省正在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省、市、县三级政府均制定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明确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每年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耕地保护目标责任。

    在於忠祥委员看来，建设生态粮仓，是抓食品安全源头建设的治本之策，其基础是土地健康，土体无污染。追求数量平衡的同时，要保障土地质量健康，建设生态粮仓。他建议，开展耕地健康“体检”工程，对健康土地，实行严格保护措施；对亚健康土地，重点采取修复措施，清除耕地体内“垃圾”；对不健康土地制定修复规划，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整体提升。

    关键词：生态制度

    让生态红线真正成为高压线，探索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去年底，省政府出台的《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及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划定生态红线。张莉代表认为，生态红线是保证生态安全的底线，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经济发展中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建议各地尽快对本地区国土空间进行功能分区，让生态红线真正成为高压线，发挥其约束性和强制性作用。

    生态补偿机制也是生态文明制度的一种创新。钱沙泉、程迎峰等代表认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不少做法值得借鉴，需要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比如，流域上游一般是贫困山区，却担负着保护江河源头生态的重任，为了保护生态，这些地区不得不放弃很多发展机会，其付出的努力和成本，需要被科学合理补偿。

    孙学龙委员提出，出台可量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和指标考核体系。现行环保法规和政策，多是在宏观战略上作出的总体部署，缺乏针对性。建议有关部门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基本思路，尽可能以量化的指标，在投资、税收、征地、贷款等方面给环保产业以更加具体的优惠政策。

    王炜委员建议，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的作用，组建跨学科的研究队伍，推进生态文明评价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夏胜为、桂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