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本人也是位农民工，从事洗脚行业的工作，她同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位被人们称为“最美洗脚妹”的代表，一年来为了提出最有意义的议案和建议，走访了上千户农民工家庭，并公开联络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工友们的困难和需求。春节前她还连续蹲点一些工厂和车站，亲眼看到拖欠农民工工资和购票难的情况还是十分突出。

    “今年两会上我将重点提一项建议：大龄打工者更需要帮助。”刘丽对新华社记者说。

    她认为，城市中，大龄打工者往往承担着如环卫工、保洁等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然而他们的自身利益最得不到保障。

    “大龄打工者因为年龄和学历问题，把就业机会看得很重，面对困难、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往往选择忍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社会保障，提供更多职业培训。”她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有各级人大代表２７０余万人，他们是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由人民群众选出来的，活跃在基层和方方面面，工作在各地，最熟悉老百姓生活，最了解中国国情。

    他们通过深入调研，汇集民意，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推动国家重要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１９５４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２００８年农民工代表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出现。

    出生在安徽省阜阳颍上县偏僻农村的刘丽是家里的长女。为了供弟妹们读书，刘丽初一还没有读完就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先后做过服务员，当过保姆。１９９９年，她来到中国南方的厦门，进了一家足浴城当洗脚妹。

    为了挣钱，她上完晚班，几张凳子拼在一起眯一会儿，继续上早班。她的手指关节早已变形，手心都长出厚厚的茧，完全与年龄不符。

    省吃俭用，拼命挣钱，刘丽却把不少积蓄用来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这十余年的爱心坚守为众多贫困孩子改变了命运，而她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２０１２年当选厦门市人大代表，２０１３年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洗脚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了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各个阶层、领域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我一没读过什么书，二没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去年来北京开会前，周围有人说‘你去也是充人数’。连我妈也说‘你就去听听吧，记得多拍几张照片回来就行’”，刘丽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刘丽告诉记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阜阳市的组织部门、人大工作人员为她做了履职常识的培训。她还翻看了大量往届代表的议案。

    “对人大制度了解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大。我这儿有全国２．６亿农民工的期望呀。”她说。

    中国的人大代表不像一些西方国家议员那样是专职的，刘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每天的工作仍然是洗脚。她在为客人洗脚时常常注意倾听人们对社会的意见，有时还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作为代表，为了履好职，工作之余，她挨个走访城市边缘的农民工聚居区，了解最实际的困难。“有时会碰壁，但更多时候人们很愿意向我反映情况。”她说。

    去年两会上，刘丽提出了三个议案：国家应逐步打破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户籍限制，让随迁子女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同等义务教育；降低保障性住房申请门槛；尽快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实现城乡医疗保险统筹。

    会后，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对她的意见一一予以回复，告知她这些方面国家已经做的工作和将要采取的措施。

    在她和其他代表共同建言下，越来越多省市探索实施新农合异地结报。国务院医改办今年２月还宣布，大病保险试点今年６月底前要实现全国覆盖。安徽省一年来已基本实现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

    “这些工作推进的速度，比我想的要远远快得多。”刘丽说，“履职的第二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有打工工友打来的，也有老家朋友亲戚捎话的，大伙儿让我把他们的声音带上两会。”刘丽说，“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国人大这个平台，能让社会、政府更多关注到农民工这个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